（2）合作型博弈行动及结果
而如果中美双方采取合作型博弈，其行动和结果为：美国正视中国人口规模和发展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对世界资源的再分配，督促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缓解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资源需求压力；不插手其他国家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的无理要求，不影响，特别是不采取军事围堵的办法抑制中国对东海南海资源的和平开发利用，以及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南海等中国资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世界各国资源禀赋不一，通过资源投资、生产和贸易的自由化，可以给全球各国都带来福利，而贸易保护主义则导致资源的剩余和闲置，影响资源国的福利最大化（如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往往拖累澳大利亚和巴西等铁矿出口国经济一样）；美国也是世界资源的消耗大国，中美之间，可以就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和有效利用，平等竞争，相互协调，在WTO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型博弈，实现共赢；在环境容量方面，美国需要看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首先积极推动全球的节能减排，督促国民经济向减少排放的发展方式转变，调整国内形成减排的经济结构，加快减少排放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特别是中美之间交流减少排放的技术；在世界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粮食等资源型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时，双方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利用货币政策等手段，互动进行干预，使世界经济良性健康运行和发展。
中美在世界资源和环境再分配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型博弈，其结果将为：中美两国都通过调整结构，以及改变生产及生活方式，积极推动各自的节能减排；中美两方相调，与其他国家相商，制定减排计划，将减排落实在各个项目上，并有基金和相关措施；使节能减排技术得到投资、推广和应用，人类社会和经济在技术进步中得到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负起大国责任，积极通过国际组织，达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规则，形成全球环境保护的治理结构；全球大宗资源型商品，价格合理和稳定，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平稳，防止各国人民消费和生活中由于资源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全球四季分明，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氧气充足，城乡清洁，水体优良，草木茂盛，生物保持多样性，使地球成为宜居幸福的家园。
（五）文明与价值观方面的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
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奉行什么主义，实行什么体制，崇尚什么文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等方面各自的行动。
1.淡化意识形态冲突
在奉行什么主义方面，如果中美之间采取非合作博弈，则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方向，重回计划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完全公有，以及仅允许劳动分配及限制管理和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剥夺私人财产，并在国际上推进这一制度；美国则宣扬市场分配资源、保护个人产权、全要素分配收入，以及优胜劣汰竞争原则的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不人道的制度，在全球进行抵制。结果，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对垒。
在客观方面实事求是，在历史方面考虑教训，在行动务实等方面讲，中国在这种主义的博弈中，拟向全球各国推广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整个21世纪根本就没有市场，而且几十年苏联、柬埔寨等国家实行极端共产主义造成的灾难，也决定了中国也不可能再在全球举起共产主义旗帜与美国进行对垒博弈；美国也需要看到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吸收，包括北欧等国家实行的第三条道路。因此，中美之间主义之争非合作型的意识形态博弈，已经在实践中没有意义。合作型的博弈是：相互借鉴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中有益的部分，淡化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使人类朝着既有竞争环境、激发活力，又有保护弱者、公平福利的社会进步。
2.在基本原则基础上政治文明多样化
主义过于抽象，而体制则必须是具体的。从世界上看，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不同的结构，往往分为政治民主自由和政治集中管制两种不同的体制。中美这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是：中美双方关系上，美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此框架下的政治治理制度进行指责，并通过各种影响，试图使中国变成“美国式”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为应对西化，可能对国内宣扬甚至推进“美国式”政治制度的人士和活动进行限制，甚至采取过激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借21世纪反极端共产主义，因中国过去与苏联和柬埔寨的极端共产主义有着联系，极“左”思潮也曾经泛滥，妖魔化中国，贬低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并防止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致力于形成所谓“民主国家同盟”；而中国在美国的攻势下，可能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保持友好关系。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根据其不同的历史，而选择自己特殊的政治治理制度。从历史上看，印度曾经是政治上英美式民主制度，而在经济上则是苏联的计划和国有经济体制；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也是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然而，在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竞赛中失落了；而政治上集中和经济上自由的东亚诸国和地区，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却获得了成功，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因此，政治制度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并不能给双方带来利益，如埃及“阿拉伯之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好的利益，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实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也没有给其经济发展带来特别显著的好处。
中美之间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合作型博弈为：美国承认中国政党等制度的历史延续，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支持中国政党和政府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尊重人权、司法公正、执政透明、民主监督等方面日趋进步；中国学习美国政治制度中，科学和民主的部分，借鉴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淡化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在国际上的角力。结果，在全球形成关于政治制度的共识：民主、自由、公平、公正，保护人权和财产权。在此基础上，各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承、历史延续、民族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其他的国情，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丰富多彩的政治治理制度。有不同政治治理制度差异的国家，在世界上和平相处。
3.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及融合
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的语言、风俗、理念、生活习惯、历史传承，宗教信仰等等，有其民族特性，综合说来有着各自的文化和文明。美国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冷战时期以苏联与美国为不同意识形态划线的两大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冷战后，过去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界性的矛盾，转型和显现了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群之间的冲突。他们将世界文化和文明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文明，另一种是非西方文明。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以及世界秩序重建论，包括他的其他文献的有关论述来理解，一是要保持美利坚民族在苏联解体后的特性，以及美利坚民族以此为对象的凝聚力和斗志；二是这种不同的文明，应当为单一归属，不应当形成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也不能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暴力性的冲突；三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特别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高；四是需要保持美利坚民族的斗志，以及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才能建设控制世界文明冲突的世界秩序。
这些观点，给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及其地缘国家集团之间，奠定了非合作型博弈，以一方强势文明抑制和统治其他不同文明，而达到世界秩序安宁的理论依据。
这种文明冲突及世界秩序重建的构想，也即文明间非合作型博弈的战略，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美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不到2%，长期看经济低速徘徊；制造业仅为GDP的11%；赤字则为GDP的8.5%，负债更是GDP的近100%，存在着巨大的社保金缺口；美国在海湾、伊拉克和阿富汗三场战争中，消耗巨大。美国能在21世纪的后80多年中，有经济实力采取非合作型的方式，对付其他所谓的较强势的“伊斯兰”和“儒家”两个非西方文明，并重建所谓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吗？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长期是下降的，从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看，回答是否定的。其次，实际上，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着，并不遵循单一归属规则，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暴力关系。东亚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许多南亚等国，都是受儒家文化和文明影响的地区，而且韩国等一些国家，坚持儒家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这些国家并没有形成对美国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相反，有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政治文明，国际关系上是美国的盟友。再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文化，包括其他文明，许多国家的人口向美国移民，他们大部分既融入了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也有人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给美国带来了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使美利坚成为了一个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包容，并且充满创新活力的国家。第四，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也交流到中国。比如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学习了美国人的思维、工作、生活和交往等方式，有的还信仰了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等。他们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使不同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包容共处。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形成看，本身就是一个多理念、多风俗、多习惯、多宗教、多神论的综合体。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不同族群的凝聚体。支持亨氏理论的学者认为，按照不同文化和文明这种单一的标准去把人类划分成各种群体，并且越是认同这种单一归属的身份，对不合这种身份的人就越是排斥。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世俗与宗教之间，宗教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国家之间，宗教与文化习惯之间，关系和互动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既可以激发归属认同，排斥另类，也是可以转化和融合的，包括和平相处。单一归属论是一种幻觉，是一个错误。
按照这种理论形成的不同文化与文明国家，包括中美之间的非合作型博弈为：抵制对方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的进入和影响；各自都宣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其他文化和文明是非主流的，是次等文化；强化各自民族和国民对外来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歧视，甚至是仇视，导致不同人群因文化和文明不同，特别是宗教信仰不同，引起摩擦和冲突。强化这些非合作型博弈，结果必然是不同文化和文明种族之间长期的隔阂、不信任、敌对，甚至如亨氏自己说的，积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
从维护世界安定方面看，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需要和平相处。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非合作型博弈，只能使世界永无宁日。出路在于在保持各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和特色的前提下，交流、融合、理解和共处。从中国儒家文化和文明与西方文化与文明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上，应当采取合作型博弈的心态和战略。一是加强相互间的文化和文明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各级学校将英语当成是必修课程；美国的风俗习惯、城乡文化等，通过电影、小说、歌曲、进口商品等，进入了民众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工作方式；中国文化和文明，也通过美国学生留中回国、中美商务交流、其他人员往来，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孔子学院等，在美国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其结果是，相互理解，相互融合。二是将中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交流、理解，相互学习，看成是维护世界和平，抑制爆发冲突，特别是防止发生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战争的重要方式；尊重中美各自民族的不同文化和文明，鼓励其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特色；反对将中美不同文化和文明，分为主流非主流、优等非优等，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应当平等对待，反对中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歧视，甚至仇视。
中美文化和文明的交流越密切，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就会越深厚，对于一些摩擦的解决可以有更好的交流协商机制，而且双方人民爱好和平，消除过度强调各自文化和文明形成的内心相互歧视、仇视及敌对心理和情绪，这将是抑制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民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