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化与宗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深入于居民日常理念、习惯、行为的美国文化及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形成了稳定美国社会的重要精神及意识形态机制。美国文化内容大多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开拓和竞争，讲求理性和实用：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设计，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这种刻意塑造自我，追求个性化的个人主义，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使许多人的智慧和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进整个民族与国家的振兴和发展。
宗教是美国文化中非常显著的一部分。与欧洲宗教衰落的情况不同，宗教在美国建国后持续增长：1776年去教堂的人数只有17%，到1850年翻了一倍，20世纪初期超过一半，现在已经超过60%。上世纪末时，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9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8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7个人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有大约6个人每天祈祷，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的道德引导力量，有4个人每周去教堂。目前，这一格局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学者杜尔凯姆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应围绕一套表达一个社会所共同的信念、符号进行联合，这种联合将被视为宗教来对待。这些共同的符号能使社会在发生冲突时凝聚在一起，因为它们作为一种组织作用于秩序、稳定和融合。
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稳定中的作用，李其荣教授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应看到美国宗教是一种世俗宗教、政治宗教，它关注国家大事，注重道德修养，强调现实。这种市民宗教来源于基督教，但不等同于基督教，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如今，这种市民宗教已成为每个美国公民共同拥有的宗教。它一方面与政治社会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同私人宗教组织相联系，就像是一座桥梁维系着政治与不同宗教之间的纽带。市民宗教是一种通过不同教派间的共同点来支撑的精神力量，其本质是一种共同的美国生活方式。正是这种共同的精神因素，使得市民宗教得以产生，并成为政与教的独特纽带，以实现共同的国家目标。
5.强化美国民族特征，淡化内部族群区别
美国在处理内部各族群关系时，强化国民认同，各种不同族裔的人，都为美国人，都属于美利坚民族。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北美殖民地就已经渐渐发展出一种不同于欧洲的社会和文化认同感，称为“美洲生活方式”。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不仅宣示美国在政治上的独立，也加速了美国国民认同的构建。美国建国初期的领导者从四个方面着手创建一个全新的“美利坚国民特性”。一是确立基督教和英语的主导地位。尽管基督教和英语的主导地位未有法律明文规定，但时至今日，这两者仍被视为“标准美国人”的基本特征。二是有意培养整体国民优越感，以此加强认同。通过整合欧洲的政治学说，形成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并强化这种价值观及其引导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感。三是在接受欧洲观念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学说。在国民观念方面，美国的知识阶层有意识地发展不同于欧洲传统的特有观念和学说，比如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等等。四是通过开发西部等优惠政策吸引欧洲移民，并且通过经济利益使之与美国的整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长期的自我修正，特别是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已从法律上将所有族群成员都视作平等公民，对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从“国民”角度予以保障。通过文化和通婚等形式，使多元文化和各自族群逐步融合，淡化族群特征。
从中美对比看，美国对外强化了美利坚民族特征，融合和淡化了国内不同族群特征。美国没有少数民族法定语言、区域、自治政体。而中国则在几十年中强化了不同族群的特征，特别是有法定民族语言和政体；总体上讲，没有主流的宗教；在生育、升学等方面，制定了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这种体制和政策，对增强国家认同感、向心力方面，作用到底如何，需要重新评估。
就美国未来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预测，由于经济下行，失业率居高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很可能继续恶化；并且，经济下行，美元的国际地位逐步下降，加上社会福利难以消减，债务积累，金融体系的风险，可能成为引爆美国社会动荡的一个大概率因素；而从国家治理和政治架构上看，由于两党政治使民怨有发泄渠道，并且往往将希望寄托于新上任总统，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有消解之处。其他方面，也不存在族群尖锐冲突和民族分裂等大的因素和风险。
因此，美国在中美关系上，采取的是用文化政治渗透影响中国内部稳定，支持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等方式，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中国采用同样方式博弈的条件并不存在，考虑美国国内经济社会不稳、政治基本稳定的格局，主要要用经济博弈的方式应对美国的挑战。
四、中国对美的博弈战略
我们先不考虑应对中美双方目前这样的战略博弈，究竟会给两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有什么样的代价。这里只是讨论美国在作为主动方的游戏博弈中，除了决不当头，保证中国内部不出大事外，中国在中美关系战略上，应当出什么牌。
（一）另辟战线：经济博弈思路
在当今世界上，虽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科技和军事实力还不强盛，但是中国经济和贸易总量都排在第二位，而且经济处于上行趋势，为成长型的规模特大经济体国家。有着这样位势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需要经济与政治和军事相结合及其互动，以减少不利，并获得自己国家最大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在国与国关系中，我们强调经济与政治和军事脱钩。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不仅有军事战，也可以采取经济战。中国应当在中美这种特殊的博弈关系中，更多地采用经济博弈，来抵御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博弈。
一个国家，如果作为特大规模经济体，有其特殊的优势：（1）其占全球经济规模比例较高，由于现代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高，全球各国经济对特大规模经济体带动和支撑的依赖性较强；（2）当特大规模经济体与小规模经济体发生经济冲突时，如贸易的缩减，投资的撤出等等，对特大规模经济体的损害比例很小，而对小规模经济体的打击却很大；（3）世界特大规模经济体，一般其货币在全球占重要的地位，有贸易费用低、融资成本廉、主导货币政策、获得铸币税、取得汇率变动利益等货币经济优势；（4）当一个特大规模经济体与另一特大规模经济体博弈时，如果前者经济规模增长处于上行，处于债权人位势，而后者经济规模增长处于下行，处于债务人位势，则前者在双方经济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后者则处于弱势地位。
就中美两国实力及其变化走势看，5年内，美国仍然处于经济总量第一，科技竞争力较强，军事能力强大的位势；2016—2020年间，中国将逐步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而2020到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处于上行趋势，而美国处于下行趋势；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以及军事力量，在这20年中，也将有长足的进展和加强。即使中国今后强大了，也不准备去与美国对决和打仗。
因此，从未来10年中美博弈看，美国对中国以政治和军事出击为主，处于攻势，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加剧，是其短处，在中美关系中处于守势；中国则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处于守势，而经济则处于向上的势头，在对美关系中可处于攻势。
在经济战中，双方都会有程度不同的损失。但是，美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的国家，经济战势必会使其经济更快速地下落；而中国经济则处于上行发展阶段，一时或者一个阶段的经济战消耗，并不会改变这种上行的经济趋势。美国是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国家福利也比中国多，而经济战可能使其下行的经济更快下行，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福利也会缩水，上易下难，经济战会引起国民的强烈反对；而中国经济则处于上行，经济战对其影响相对要小，福利水平比美国低，国民承受经济战的能力要比美国国民强。
（二）人民币对美元战争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未来在货币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其经济、贸易和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的壮大，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未来的冲击是最大的。如果双方和平相处，互相协调，可以在双方利益协同的过程中，避免因经济博弈给一方，或者双方带来重大的损失。但是，如果一方以政治和军事力量威胁和遏制另一方，则另一方也可以以经济手段加以报复和还击，使得政治和军事较弱的一方运用经济抗衡来平衡博弈中双方的力量和利益损失。
1.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逐步压缩美元利益空间
如果是小规模经济体的货币，即使国际化，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由于比例小，无规模利益可言，也没有控制实际的世界货币发行主导权，实际上会被边缘化。但是，特大规模经济体货币的国际化则不一样：其有大规模货币经济，主导了实际世界货币的发行权。
近几年，中国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主要是通过加速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双边投资和贸易本币结算、中国国内银行走出去、人民币实际上南下和周边流通等重要步骤，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美经济下行，并且欧元和美元的弱化，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还应当加快，包括在制定防范外部金融冲击各种预案的基础上，放开人民币资本账户，并使人民币能在国际上自由兑换。
长期看，我们需要形成一个与中国未来经济、投资和贸易规模越来越大相适应的人民币国际货币体系。从前面分析中美经济规模长期变动的趋势看，人民币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必定会是三分天下。如果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围堵和挤压中国，中国完全应当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经济战，挤压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空间，并且以其影响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来牵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博弈。不要怕人民币国际化会给我们带来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冲击，要学会运用货币经济博弈，人民币国际化给美国形成的冲击，远比可能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的动荡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