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华经济区内的经贸合作规模势必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也将不断深入。如果能够在四个地区间实现货币高度合作甚至统一，将大大节约相关商品和服务贸易，甚至金融业务往来中的换汇、结算成本，对于各个地区及中华经济区整体的发展都将大有裨益。而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会选择加入相邻的货币区，在理论上常用的分析框架即为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的“GG—LL”模型。在这一模型框架下，一国或地区将分析自身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并在实现货币一体化后福利效应为正时加入。具体而言，是在该国或地区让渡了铸币税、货币主权及货币政策平衡内外经济等成本后，获得的交易成本和外储成本节约、区域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收益更大时，才会加入已存在的货币区。
根据以上分析的中华经济区的现实情况，结合相关理论分析，笔者在这里提出实现大中华地区货币统一的路径：第一步，先促成港币与澳门币统一为使用港币；第二步，将港币区与人民币区统一为陆港澳货币区；最后一步，将新台币纳入已经形成的陆港澳货币区。提出以上路径的理由在于，首先，澳门地区现行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现状，都说明了将澳门并入港币区的相对难度较小，因此可以最先达成；其次，由于香港地区的自由港地位和相对内地较为成熟发达的金融体系，想在香港改换货币为使用人民币，还存在一定难度，而且人民币本身不是一种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更容易引起排斥，只有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了更大弹性，且等同于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对于香港的发展真正形成了阻碍之时，香港地区才有可能更容易接受以人民币代替现有的港币体系；再次，台湾地区由于政治因素，加入中华货币区的难度是最大的，需要经历的谈判和政治、司法程序也最为艰难；最后，正如“GG—LL”模型所分析的，只有在台湾地区看到了届时已经形成的陆港澳货币区带来的利益，并且对大陆地区的经济依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真正自愿加入“中华货币区”——这将是一个由四地共同组成的、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央行体系监管下的货币区，该经济体将会成为事实上与欧元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又一举足轻重的新生经济体。
而在中华货币区的形成过程基础之上，结合人民币目前在周边接壤国家的边境贸易中的流通、使用情况，我国还有望逐步形成置身于亚洲经济区体系内的“华元经济区”。具体形成步骤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中会包含中华货币区形成的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即逐步统一大陆、香港、澳门三个地区的货币形成陆港澳货币区，形成以人民币为货币锚的华元，同时以目前正在实施的人民币区域化货币互换协议为基础，实现华元与俄罗斯、韩国、蒙古等周边接壤国家及东盟国家的全面贸易双边结算和资本账户往来双边自由汇兑；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吸引台湾也主动、自愿加入陆港澳货币区，从而形成更大区域范围的华元体系，此时中华货币区业已形成；第三阶段，与新加坡进行双边协调，进一步形成扩大的经济自由贸易区，并进一步形成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可能参加的扩展版的华元货币体系，而此时人民币在亚洲地区也将成为具有绝对主导优势的货币。到第三阶段的泛华元货币体系一旦形成，华元也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跻身权重货币，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位势。
人民币目前在周边国家如越南、蒙古、老挝、缅甸等的双边边境贸易中，已经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并且在相关边境的非正式金融体系的参与下，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民间基础；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及一些重要贸易伙伴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也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并正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和合作深度，因此，对于第一阶段的华元体系建设而言，其推进难度相对较小，成功的希望非常大；而一旦达成了第一阶段的成果，其即将展现的巨大经济潜力也必然会令台湾地区受到极大震动，并将有利促进第二阶段目标的达成。
但要实现人民币向华元货币区的转变也依旧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目前人民币向周边的区域化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即便是在香港地区，人民币的沉淀量还不到万亿级别，远远没有达到真正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最低要求。因此人民币向周边区域的扩张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除去这一过程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进行协调、谈判外，地缘政治矛盾、日本的不甘落下风以及美国等外来势力的插手也都是重要的不确定因素，甚至可能会直接阻碍华元货币体系的建设进程。
以上是就中国自身和周边进行的分析。而就整个亚洲的区域发展来看，既然欧洲已经形成了以欧元体系为纽带的欧盟经济区，那么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是否也能形成一个对应的亚元体系和亚洲经济区呢？
目前在这一区域内最大规模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该合作框架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形成，参加国为中国和东盟十国（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是世界上目前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覆盖人口近19亿、约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九分之一，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而正是由于中国大陆地区在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努力获得的巨大成功，才间接但有力地推进了随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FCA）在同年6月29日正式签订。
这一区域内另一重要的合作机制是东盟“10+3”，指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机制。近年来，东盟“10+3”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并逐渐向政治、安全和文化等领域拓展，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话合作局面。目前，东盟“10+3”机制已经在18个领域建立了为数50多个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其中还包括外交、经济、财政、农林、劳动、旅游、环境、文化、打击跨国犯罪、卫生、能源、信息通信、社会福利与发展和创新政府管理等14个部长级会议机制。
从目前东亚地区已有的合作框架与机制来看，未来如果可能形成一个东亚经济区，至少会包括现在的东盟十国，外加中国、日本、韩国和蒙古等国。但除此以外，还存在两个不确定是否会加入的地区——一个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另一个就是朝鲜。
俄罗斯远东地区如果加入东亚经济区，由于俄罗斯本身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国家，则对其投资贸易的关税减免、货币结算交易等等方面就会由于地缘区域上的划分不清，导致一系列问题。同时，俄罗斯一旦加入，必然会与中国和日本争夺东亚经济区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那么区域内大国之间的争夺将会更加复杂。然而就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贸易投资规模来看，与中日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此外俄罗斯目前发展中，以能源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正在显露一些“荷兰病”问题，其经济发展本身还具有脆弱性。因此，俄罗斯如果想插手并主导东亚经济区，将受到以上负面因素的制约。
另一不确定的地区是朝鲜。目前朝鲜实行的依旧是计划经济体制，其汇率、外汇管理、投资贸易体制、法律体系等各方面，都不适应本地区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制度和规则安排，根本无法加入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而如果朝鲜能够仿效古巴，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改革投资贸易、外汇管理等体制，同时建立与世界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那么不论是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地缘合作角度来考虑，朝鲜都应当被纳入东亚经济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突然离世，新一代年轻领导人刚刚上台，这一进程的前景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陈雨露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货币竞争问题》一文中指出，货币竞争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发行国经济实力；制造品生产领域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发达程度；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和交易网络的规模等。目前在东亚地区，还没有哪一种货币能够具备绝对主导地位，其中人民币和日元暂时还难分伯仲，而美元由于历史等因素，依旧占据着一定的主导优势。因此，在目前的东亚地区还不存在某一种绝对支配性的领导力量，可以促成其一体化进程迅速完成。
如果把东亚经济区未来的形成趋势放进历史的尺度去观察，就会发现有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需要以相当长的时间单位来计量：其一是，区域内存在大国之间的多重博弈——东盟是否会接受中国、日本等国的主导，以及中日等国间的相互竞争——诚然，当一国的经济和货币在经济区中处于强势地位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形成自然主导地位，然而中国、日本，甚至美国，都会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到亚洲经济区的主导权竞争中来，而且这一过程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角力才能分出胜负；其二是，地缘政治和领土、领海争端难以解决，譬如中国的南海地区，由于油气资源丰富，周边尤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对中国南海领域频繁提出领土和领海权要求并在这一区域发生摩擦动作，此类地缘政治矛盾也会阻碍经济合作进程，也使短期内形成亚元区的可能性变得很小。即使随着亚洲经济和地缘政治未来能够迈向合作发展，日本由于与华元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而竞争力相对下降，南海争端平息，美国在亚洲无法维持主导地位，从而东亚地区内部最终有形成亚元区的可能，估计至少也是2050年以后的局面。
然而，虽然中短期内形成亚元的可能性较小，东亚地区在经济自由贸易、合作投资等方面依旧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因此，东亚的各国、各地区之间，可以就投资贸易及金融资本流动中的货币交易、结算、储备等问题，形成两两双边合作机制或者小范围的多边合作机制，从而一定程度上缓和东亚国家共有的货币错配问题，弱化美元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成为一个以区域内数种主要货币为货币锚和主导交易媒介的准亚元经济区。
（执笔：彭鹏）
参考文献：
1.博源基金会：《人民币国际化：源起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人民币区域化：条件与路径》，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3.刘力臻、徐奇渊等：《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资本市场发展的货币环境：人民币国际化趋势》，2009年，报告节选见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0105/18455717677.shtml。
5.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汇率博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影响评估》，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6.Alan Heston，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7.0，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Income and Pr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May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