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所谓的“金砖国家”，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其GDP规模近年来相继跃过德国和日本，目前居世界各国第二位；中国的年贸易总额占到了世界贸易额的十分之一左右；自改革开放后截至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0483亿美元；中国大陆对外投资在过去几年中也持续增长。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格局。伴随着未来中国的境内外投资和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的货币体系的方方面面，如投资贸易，国际收支的计价、结算、支付、储备，及与不同货币间汇率等等，都将与世界货币体系发生紧密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金本位制到美元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一超（美元）多强（英镑、欧元、日元）”的牙买加货币体系的发展历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体系应当怎样发展，未来将在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货币格局中占据怎样的位置，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世界金融体系背景下的中国货币体系的战略性问题。
一、人民币升值趋势
在以牙买加体系为框架的现行世界货币体系下，通常发达国家的汇率价格要高于发展中国家。造成这一现状，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就历史发展过程而言，主要发达国家早期通过殖民、战争或掠夺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资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并对外输出大量本国货币，确立了本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这种先发的优势地位自然形成了其货币在对外经贸活动中换汇成本相对低廉、币值相对稳定等好处，因而其本币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兑换亦相对便利，从而在国际市场上需求量占比较大，币值自然要高于兑换需求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货币。这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际结算货币选择的路径依赖现象。同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市场互相隔离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且土地等自然要素稀缺，环保成本也较高；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且资源相对充裕、环保成本低廉，因而同样的商品和劳务，尤其是非贸易品的价格，发展中国家要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理论，同样汇率标示的价格，发达国家也要高于发展中国家。
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本币汇率升值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1964；Samuelson，1964）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货币持续升值问题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解释。该模型讨论了一个两国（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两部门（贸易品、非贸易品）模型，在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快速提升，将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无法影响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国内贸易品价格不会由于相对劳动生产率和部门工资变化而变化，而是维持国际市场价格，这最终会导致国内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上升，从而引起该国的贸易品相对价格下降而真实汇率价格上升，且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浮动汇率制度下）。而如果该国采取的是非弹性汇率制度，就会导致升值压力。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会经历一个市场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货币制度由管制逐步走向放开的过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开展贸易和投资活动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存在两方面因素会使发展中国家商品价格水平向发达国家商品价格水平逐步靠近、看齐：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相对便宜的商品（贸易品）向发达国家流动，从而压低了发达国家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技术、投资等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产业的下游、劳动密集端也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土地等成本将不断提高，环保标准也将逐步严格，其人民生活水平也将逐步提升，而贸易品范围不断扩大、贸易品出口价格也会逐步升高，向发达国家看齐。与此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货币制度的不断放开，成本的提高会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地、自然地向本币币值传导，进而反映在币值提升上。这一过程即为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其工业化、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升值的规律。
从历史经验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功实现经济快速恢复与发展的如欧洲德国，东亚日本、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本币对美元都经历了大幅升值过程，最低者累计升值幅度也接近50%，其中幅度最高的日元累计升值超过250%。具体升值统计情况如表7—1所示（其中德国分两段统计是由于1971—1981年期间曾经历数年贬值过程）。而韩国由于货币制度管制等人为因素，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这一升值过程；香港地区则是由于其自由港地位和政治因素引起了港币价格非自然的变化，因此并未呈现明显升值过程。
根据以上理论解释与历史统计结果可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国家，人民币存在长期升值趋势也是自然规律和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并在这一趋势下作出合理安排，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就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要研究这一课题，需要预测与判断的第一个问题，即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趋势的幅度与速度。
为了分析人民币未来升值趋势，这里借鉴张斌（2011）的分析方法，首先对战后主要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即西欧的德国和东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及香港进行讨论。以下图7—1至图7—6中，汇率指该国货币兑美元的年均名义价格，而工人劳动生产率为按2005年不变价格美元计量的工人人均每小时真实GDP产出量。所有图形均根据Fed St.Louis及Penn World Table 7.0来源数据整理绘制。
首先来看德国。由于数据缺失这里只有德国1970年以后的劳动生产率数据，但依然可以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德国马克开始进入升值通道后，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因为快速的升值而受到打击，反而以高于其平均增长趋势的速度在不断提升。而在广场协议签订前数年的贬值时段内，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反而落到了趋势线以下，直到1983年后再度进入升值区间后，劳动生产率增速才又开始恢复。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元出现以前，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差异，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并没有提高到1∶1的对等价位。如果连贯地来看，德国马克自1965年至1994年间累计升值幅度达到了约167%。
再来看日本的情况。实际上观察日本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趋势，可以发现与德国极为类似的情形，即汇率升值调整的同时，以不变价格计量的劳动生产率也以高于平均趋势的速度提高，而在汇率调整由于央行干预而出现反复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反而落到了平均趋势之下。日本与德国均是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国家，而且日本的电子技术出口在20世纪70年代后，在世界上实际处于领导者地位。日元汇率升值带来的出口产品外币标价提高，不仅没有损害其高附加值产品的竞争力，反而一定程度上帮助其树立了高品质、高档次的品牌形象。观察日本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趋势还可以发现，二者间的差距依然在缩小，因此尽管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但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日元还会不断出现升值压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前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本币与美元挂钩，且这段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增长不温不火。自牙买加体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新加坡元开始步入升值的轨道。但本币汇率的升值并未打压新加坡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相反地，从图3中可以观察到新加坡以不变价格计量的劳动生产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都处于加速提升的趋势，尤其是自1981年起，新加坡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BBC制度和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货币政策后，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尤为明显。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新加坡的进出口额均超过其GDP总量，因此汇率对该国的国内经济影响应当非常直接而明显，但新加坡元的升值并没有阻碍其生产力发展。而尽管新加坡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与美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其进出口规模总额巨大，因此新元汇率兑换价格在不断向美元币值靠拢。
台湾地区的汇率制度经历了与新加坡类似的外部环境变迁，以及从固定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直到完全自由浮动的不同制度安排，成功地执行了从固定汇率制度退出、由市场定价逐步取代政府定价的过渡。台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汇率制度调整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与美国近似同比例增长，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期，呈现出加速上扬的趋势。在这段时期中，台湾曾经历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倒闭、外移等冲击，但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转型等一系列措施，还是帮助该地区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其汇率总体走势却是趋向于贬值的。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将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制度，并在90年代初进一步扩大浮动范围。在放开汇率浮动后，事实上韩元大体上兑美元汇率所呈现的是一种贬值的趋势，仅仅在1985至1989年间由于广场协议的压力和汇率制度改革曾有过约28%的升值，但随后又再次走向贬值。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除了韩国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促进出口的政策外，从韩国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线的对比也可以略窥端倪——韩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距总体走势是在扩大的。其中1993至1995年间，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而同期韩元兑美元也呈现出升值的趋势，更进一步提供了佐证。就韩国在随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受冲击的原因来看，当时韩国的短期外债占比过高、外资对其国内投资流动性强，因此不利于该国生产率的提高和长期经济稳定发展。而没有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升作为后盾，韩元走势总体趋贬也就不难理解。
香港地区原属英国管辖，汇率制度与英镑紧密联系。而在1983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时，约定了香港地区采取联系汇率制度，因此随后港币兑美元的汇率近似固定。如果仅就牙买加体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之前这段时间来看，港币当时并未经历明显的升值，仅在1971年至1977年间曾有过累计约20%的升值，而这段时期香港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低于平均增长趋势的。香港地区为永久自由港口，发展空间小，因此经济发展无法以实体工业生产为后盾，而是依靠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体系，其特殊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相对稳定的汇率对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更为有益。
结合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升是汇率产生升值趋势的内在原因，而一国的进出口规模、经济结构、总量规模等因素则进一步决定了汇率的均衡价格。因此，根据各国汇率升值幅度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规模、资源保有状况和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因素，对未来30年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大致有三种预测：低趋势，升值70%~100%；中趋势，升值150%~200%；高趋势，升值250%~300%。人民币汇率具体走向主要取决于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潜力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此外，人民币的升值过程大概率上并不会是快速、连续的过程。相反，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渐进的、可能伴有反复的过程。2011年12月人民币即期汇率一度连续11个交易日触及跌停，正表明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趋势并不会单边持续。这一现象背后，既有经贸活动对贸易的需求以及投机活动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人民币汇率在升值通道的某一特定时段可能会暂时地接近当时的（隐含）均衡汇率水平，即暂时性兑换供需平衡点。这是由于一国汇率水平，归根结底是由其贸易品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所决定的。一旦中国相对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在某一时段放缓，则那一时段的汇率波动也可能会相应表现出双边波动，即接近均衡汇率水平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