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21世纪中国环境战略的讨论
中国现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6.8吨，已经高于5.3吨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十八大报告，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之上，进入中高收入或者高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底在多哈开始的谈判，最终将在2015年前达成协议，并于2020年开始实施。作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如果仍然以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势必成为众矢之的，恶化中国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更为积极主动的气候战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尽早启动国内“碳排放交易”，回应国际社会减排要求
根据国际经验，“碳排放交易”是成本最小的减排手段，而形成这个市场必需的配额分配、排放量核查、交易标准确定等支撑体系需要长时间的建设。但中国迄今为止，除了将减排指标下达给各省、强制关停并转等行政减排的手段外，还没有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在2020年之前，中国不需要承担绝对减排的义务，但中国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相对减排，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在2020年之后很可能将承担绝对减排的义务。
按照目前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规则，中国未来减排额核定会以1990年或者2005年的排放量为基础，不会因为提前进行减排而承担更多的义务。实际上，尽早实施国内强制减排可以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减轻中国未来减排的压力。中国可以尝试在特定产业的强制排放控制，例如在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占全社会用能的40%）等行业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或者新增产能的排放量控制，将排放额拍卖或分配给各个企业，超过配额的排放需求在市场上购买，节能减排项目或者新能源项目减排的配额则可以在市场上销售。排放控制可以促进企业采用节能新技术，更重要的是创造碳排放交易中的买方，使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真正运行起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市场，拉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从国际关系上看，在重点行业启动强制减排，回应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减排的要求，有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又能为中国国内清洁能源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动力，减轻这些产业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并为未来全面二氧化碳减排积累经验。
（二）主动担当发展中国家气候合作的引领者
鉴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外部性”，协商和谈判是解决的途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是世界第二经济体，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本身受到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很大，抑制全球气候变暖是我国的责任，因此应该更加主动地承担协调和领导的责任。
一方面中国应该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切实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在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产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易受不利影响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推动在气候变化科技研发、技术转让、公众教育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用实际行动对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给予技术和资金援助，在发展中国家中取得更多的信任，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和国际事务话语权。
（三）加强与其他“基础国家”的协调行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谁先减排、减多少、怎样减，以及如何提供资金、提供气候友好型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暖等问题上，本身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基础国家”由于快速增长和与之相伴随激增的二氧化碳排放，更是成为发达国家要求承担绝对减排责任的主要对象。基础国家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上有相当的发言权，通过协调一致可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多哈及以后的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最想达成的成果包括：不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俄罗斯等）在减排目标上与履行第二承诺期义务国家的可比努力；2013—2020年期间援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缓解气候变暖的资金筹集和交付的清晰路线图；技术转移中知识产权障碍的解决；以及避免发达国家以气候行动为名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负面冲击的单方面措施。
中国和印度、巴西、南非等基础国家存在一致的利益，应联合起来，以共同的立场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要求38个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继续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并通过绿色气候基金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阻止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单方面行动，例如目前美国拟议中的“碳关税”主张一旦实施，受损的将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碳消耗型技术。不仅如此，一旦美国开征“碳关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会纷纷效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
（四）塑造“绿色发展”的大国形象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上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很多还不为国际社会所知。西方媒体具有一定偏向性的负面报道，已造成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域的负面、消极形象，如果不加大力度应对，将影响中国的声誉。中国应当把国内政策融入到国际承诺中去，积极宣传中国节能减排的努力，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诚意和努力，消除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中国还可以通过申请主办一些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形成有中国域名的国际协议，举办世界性的节能减排博览会，一方面交流各国节能减排的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提升软实力，逐步树立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大国形象。
（执笔：冯超）
参考文献：
1.祁悦、谢高地：《碳排放空间分配及其中中国区域功能的影响》，《资源科学》，2009年第4期。
2.于天飞：《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6月。
3.姜克隽、苗韧、郑平、李超颀：《气候变化与中国企业》，2010年，http：//www.daonong.com。
4.周五七、聂鸣：《中国低碳技术创新企业专利战略研究》，《情报杂志》，2011年第6期。
5.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
6.王毅刚、葛兴安、邵诗祥、李亚冬：《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中国道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
7.李士、方虹、刘春平编著：《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8.任晓玲：《全球清洁能源技术专利分布与许可状况》，《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年第1期。
9.李稻葵：《建立节能减排的中国标准》，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7年8月21日。
10.樊纲、苏铭、曹静：《最终消费与碳减排责任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CO2国别排放账户：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增长的治理框架》，《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增强中国的外部竞争力
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力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科学技术水平；二是技术进步程度及以人力资源素质、管理水平等因素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水平。2012年，中国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率大约为51%，而发达国家这一贡献比率在65%~75%之间。在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世界各国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分别位于第29位和23位。显然，中国在科技进步，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实施赶超型战略。另外，面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产业贸易格局的变化，加之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国需要对自身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