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已经十分明显，英、法等国都跟着美国的政策转，扶蒋反共。因此可以说，建立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蓝图，是在以美、苏为首的世界大国的压制声中绘制的，是蒋介石政府要消灭中共的决策已定的形势下决定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派和远见卓识伟大、高超，不同凡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大会历时50天。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候补代表，代表着120万共产党员。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地、民主地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对新中国和老中国作了深刻的分析、对比。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七大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中共七大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三：
一、总结了24年的革命经验，摆脱了苏联模式，决定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的，因为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七大独立地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策略。历史证明，这些路线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七大指出，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应当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毛泽东强调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人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些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护一切正当的私人财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既属于根本原理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今天看来，还是十分正确，难能可贵的。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这次修改党章的最大特点，这使全党在思想上、工作上步调一致，夺取胜利有了理论基础。
二、坚定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使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
七大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致认为，七大的确开成了“团结的大会”。之所以这么完满，原因有二：一个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大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胜利的路线。另一个是七大高举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旗帜，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斯大林把“保卫苏联”说成了“检验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或分水岭”。王明一伙，不顾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苏联模式，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神圣化，要句句照办。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是中共党建的核心内容。正因为高举了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正确地处理了“山头问题”。由于抗日战争中，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九块抗日根据地，还有孙平《延安日记》中所写的“莫斯科派”、“军队的党”、“地方的党”、“白区的党”等等，“山头”是客观存在。毛泽东对此采取的原则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要反对、批评和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加强了党的团结。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大会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的方针，使代表们团结得“像兄弟姊妹一样”。
在团结方面，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七大进入选举阶段后，毛泽东提议要把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为此三次给大家做工作。
毛泽东指出，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多的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党的团结，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苏联解体，苏共丢权，和斯大林对待“反对派”的错误有关。因为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斯大林骄傲了，粗暴了，就把一些有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把反对过自己的人，打成了“反对派”，进行批判、斗争，甚至判刑、处死。这样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苏共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也是作为“胜利者的大会”而载入苏共历史史册的。但是，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说：“经查实，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和处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期间），即占总人数的70%。”
“不仅仅中央委员如此，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大多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的人被指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正如上面所说的，参加十七大的过半数的代表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个情况本身就说明了这是多么荒唐无稽，是多么没有理智。”
三、制定出胜利的路线，选举出坚强的领导班子，使七大成了“胜利的大会”。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召开的。大会总结了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策略。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大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组织保证。
当时，斯大林是联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同意中共七大路线；要毛泽东交出军队，到蒋介石政府里去做官。毛泽东坚决不干。斯大林因此而撤回了他派驻延安的全部代表，并和美国一起，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从而使中苏两党的关系，一下子跌入了低谷。
毛泽东带领党和革命人民，不怕压，不信邪，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七大路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路线较量，可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让步阶段。从中共七大到斯大林发电报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谈，到毛泽东做出让步，亲自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进行和谈，缔结了《双十协定》。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件事。他说这不过是因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中国全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所以，抗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那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反复说：那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是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也要打蒋介石的时候；是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想不到，“我们要打蒋介石时，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那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二阶段，毛泽东决胜东北，斯大林承认错误。当时的东北，是世界的焦点。杜鲁门支持蒋介石独占，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不许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毛泽东高瞻远瞩，迎险而上，只走了两步半棋，斯大林就承认错误，改变决策。1948年1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谈话中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说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但是，中国同志控制并组织自己的军队，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打蒋介石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南共领导人卡德尔谈话时，又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他以后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斯大林的这种正视错误的态度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马列主义者的高风亮节，也使“斯大林从来不承认错误”等诬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第三阶段，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不听斯大林“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的警告，坚持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适时地将自卫战争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斯大林不同意中国打解放战争，怕引起世界大战。
斯大林在承认错误后，很快地改变决策，由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改变为支持毛泽东和中共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他首先令苏军和中共联系，帮助东北的人民军队占领长春；接着，又将苏军缴获日军的数十万件武器——包括大炮、坦克等重武器，交给东北的人民军队。这对当时装备很差的人民解放军起了重要的作用。东北的形势很快好转，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接连解放了锦州等城市，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阶段，斯大林派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毛泽东派刘少奇访问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