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党的八大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很快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急性病，致使先后出现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此长彼消，互相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发展速度问题，以及能否使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关系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人民中间的形象，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同政治，社会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革命同为一体，密不可分。正如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所指出的：这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不认清这个实质，是非常危险的。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正反两方面的无数经验证明：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也不易。而只要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又坚决执行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蓬勃发展。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问题。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都经常地大量地存在与发展，而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以至于有人把它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消商品生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但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相当影响，对商品生产多方限制，害怕产生资本主义。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中，也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毛泽东也想尽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过早地提倡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后，毛泽东读了好多遍，经他批注的这本书就有四本，由此可见，斯大林提出和论证的问题，对毛泽东是有启发的。他还亲自写信给党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在信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他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对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于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该书中，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写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批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这些明显地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是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正确观点，而又突破了和纠正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从而形成了当时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毛泽东的这些基本观点，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作过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谆谆教育干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运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
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大计。
由于历史的局限，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个根本大计，没有注意选拔和培养接班人，在他逝世之前，也没有选拔接班人，致使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凭着斯大林夫人娜佳的“一张彩票”和多种钻营手段，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并把这看成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大计，看作“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应当指出，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例如，他先选拔刘少奇做接班人，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使阴谋家林彪趁机取宠，当上了“副统帅”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后来，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他又选拔野心家王洪文做“接班人”，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试玉要待十日满，辨材仍须七年期。”人是会变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还会伪装，所以，选择和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很不容易。毛泽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重视群众路线，革命实践，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奋斗了一生。他喜欢豪放的诗词，更喜欢那首充满战斗激情的《义勇军进行曲》，亲自主持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确，每当他打开收音机，听到那高昂如进军号的音乐时，他总是心潮激荡，豪情满怀；每当他吟起那情深似海、奔走呼号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他总是思绪万千，浑身是劲，感到有用不完的力量。
历史已经宣告，毛泽东是带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奋发图强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在那风雨如磐、长夜难明的日子里，他和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探新路，练长缨，“缚苍龙”，开天辟地，缔造了新中国；在那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岁月里，他又带领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边学边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了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不畏强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侵略军。他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都得到过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斗争中，他和斯大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过密切的合作。尽管其中也有过分歧和矛盾，但那是同志间前进中的矛盾，并且最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此，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叛变列宁斯大林的事业的时候，当看到西方的和平演变使苏联面临危机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并且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唱起了战斗的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毛泽东不畏艰险，不惧强暴，曾经在庄严的讲台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36编者按：《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写成时，苏共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此书出版时，苏共已经被取缔，苏联已经解体，接着东欧剧变，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1993年，作者刘杰诚虽然离休，但他离而不休，与时俱进，继续学习、写作，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关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命运、前途和世界各国的反应。他自费旅游，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香港、澳门等地调查研究，根据俄罗斯总统解密档案以及美国、英国公布的材料、世界发展变化的情况，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独特视角，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写了一些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些报刊上，引起了社会的重视。现在，20多年后，经过了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九十周年，苏共亡党20多年，此书经历了严峻的社会实践和时代的考验，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正确性，而且给人以新的启迪。这些文章，记述了世界的反应，时代的新声，社会的心态，将其和此书一起来读，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看，意味深长，颇有情趣。”
现将这些文章，作为增订部分，编辑如下：
1.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多少年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著作中，大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肯定的论述。
我过去也相信上述的说法，后来，我写了一部书稿，请当年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同志的秘书师哲同志审阅，原稿中关于李德来华身份的叙述，也曾采用上述说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师哲同志看后说：“不对，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当时，师老还谈了一些李德来华的具体情况。因为我受“本本主义”的影响，并未采用师老的观点。
1991年春，师哲同志第二次审阅我的书稿。当我谈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时，87岁的师老发火了，说你是怎么搞的？不敢实事求是？搞历史一定要求真存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存真求实，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拿出了一些记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著作请师老看，并谈了自己的难处。师哲老人笑着说：“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不过我希望你在这部书里多写几笔，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你拿的这些书的论述、注释和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应该改过来。”接着，师老详细地谈了李德来华的详细情况和他与李德交往的详情。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杀人很随便，搞得很残酷，见了可疑的人就杀。德国和日本都是协约国，当时是盟友，日本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
当时，东北生活很苦，活动风险很大。李德在东北呆不住，到上海去玩。在上海，他见到了中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到中共中央工作。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也是留苏学生，1926年至1930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留苏的同学来往较多。博古听说李德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且学过军事，便请他为顾问，并逐渐地把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