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毛泽东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开北京，绕道保定、山东到上海，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奥匈帝国）、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更加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他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的位置，每周除六小时的历史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久，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湖南的代表邓中夏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和邓中夏研究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5月27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又通过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发动了湖南学生的“六三”罢课，上街游行。7月7日，又发动长沙人民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成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建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学联很快作出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主编。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它为周刊，四开一张，分四版，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磅礴，尖锐泼辣，富于战斗性、指导性、号召力。毛泽东集中精力，主编这个刊物。重要文稿，他亲自写。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约一半稿子，都是他写的。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政论评时事，尖锐泼辣、透彻明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湘江评论》的见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毛泽东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
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典范，它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他说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实行民众大联合，所以失败了。而十月革命则因为实行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
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和湖南学生联合会被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即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负责人四处活动，多方组织，先后发动了万人大游行，13000多名学生的总罢课，又得到1200多名教职员的罢教支持。然后，毛泽东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广州等地，进行宣传请愿活动。他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到北京，“组织反军阀的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斗争，“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于1920年6月间逃离长沙。
1919年12月中旬至1920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他东奔西走，搜集了当时可能找到的一切马克思主义书报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他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结合实际，深入钻研，领会了这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的精神，掌握了这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正如毛泽东自己所回忆的：“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20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和陶毅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又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请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同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事。于是，在5、6月间，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共产党党纲草案，以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同时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近三个月，7月7日回到长沙。这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经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一到湖南，他就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上海共产党发起人之约，秘密进行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有怀疑。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怀疑，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有怀疑，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个性格坚强、刚正不阿、自尊自强、敢想敢干的革命领袖。只要是他认准了的真理，选定了的道路，无论有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他都敢带领人民去干，去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坚持真理、敢想敢闯的劲头，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不敢怠慢。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类似人们说的“畏友”。现在，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更不敢怠慢，会晤后不久，斯大林就打电话问毛主席身体好吗，还有什么打算，什么要求，还准备办些什么事情，很显然，他急于要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
毛泽东却不着急。他拿起电话筒，态度很友好，热情地感谢斯大林的关怀和照顾，但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打算和要求。斯大林再三询问。
毛泽东笑着说：“这些嘛，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斯大林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耳机，心里不是滋味。他不明白：作为中国党政首脑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首先来到苏联首都和他会晤，必然有十分重大的问题要和他斯大林会谈，必然要热烈、迫切地有求于他；可是，这位毛泽东到莫斯科之后，不但没有一点有求于人的样子，没有一点低三下四的神态，反而显得潇洒自如，怡然自乐，不卑不亢，神情泰然。乃至他斯大林几次询问，礼贤下士，又打电话专门询问，毛泽东还是这么不肯直言，这是为什么？斯大林知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过去犯错误，多是因为自己太主观，没有真正了解清楚中国的实际，就硬要人家照搬苏联的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帮助中国革命，反而妨碍了中国革命。现在，毛泽东讳莫如深，不肯直言，自己也只好等一等看，不能像过去那样强人所难了！
毛泽东心里很明白，他这次到苏联来，主要是祝寿、休息，和斯大林建立良好的同志关系；至于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所有谈判、签约等事，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都要由擅长外交的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来办。他这位统帅和领袖，只愿意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而不愿包揽和干涉助手或部下的具体事务，更不愿意由自己出面去和斯大林搞什么具体事务或条约的谈判。他知道斯大林有时比较主观，如果由他和斯大林直接谈判，一方面外交谈判不是自己的所长（他知道在这方面自己不如周恩来），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对某些具体问题谈不拢或争执，会造成两党两国关系的隔阂。所以，尽管斯大林几次热切地询问他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他都巧妙地作了回避。
斯大林急了，就郑重而恳切地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委婉地说：“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有经验的，如果诚恳地帮助中国革命，就应主动提出帮助的内容；不提，就是缺乏帮助的诚意，我们又何必低声下气地向人家乞讨呢？
斯大林还是不明白，但他又不好再问。因为他曾经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让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的心里更增加了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