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地讲：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两点论，两手准备，并且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提斯大林的名，但实际上批评了斯大林那种要中共放弃斗争、向蒋介石乞求和平的观点。作报告后，毛泽东突然病倒，全身发烧，满头大汗，但他仍带病工作，不肯休息，让勤务员用冷水蘸湿毛巾，敷在额头，降温减痛，以便工作。师哲看见了，忙上前取掉毛巾，说：“啊呀，这怎么行？这会闹出大病来的！”毛泽东摇摇头说，没关系，取出一支烟来，吸了几口，又继续伏案工作。师哲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去找任弼时商量，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毛泽东同志病了，希望速派两个医生来延安。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重视。他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更关心中国革命。早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就明确地告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们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
斯大林说话声音不大，但却严肃认真，毫不含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挥师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略蓝图已经初绘于胸了。杜鲁门在日记中特别写到了对斯大林的印象：“他的眼睛，他的脸部表情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说话时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心情很好，非常客气。”
然而，斯大林的这句话，却使美国总统感到为难。原来，在德意日法西斯猖狂进攻的时候，美国曾急切地要求苏联对日参战，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由于形势发展，法西斯大势已去，德国和意大利均已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因此，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从争夺世界霸权考虑，反对苏联参加远东的战事，但又怕斯大林说美国人出尔反尔，因此，左右为难，沉默不语。斯大林见此情景，转了话题，淡淡一笑，向杜鲁门通报了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就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杜鲁门听了情绪昂然。谈话后，杜鲁门请斯大林留下共进午餐。
在波茨坦会议上，最使杜鲁门棘手的是如何拒绝苏联对日作战的问题。为此，他设法鼓励丘吉尔的反苏情绪，私下给丘吉尔透露了一条重要消息，美国和英国科学家小组研制的一枚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里爆炸了。丘吉尔高兴得站立起来。他为西方列强的威力压倒苏联而十分高兴，他认为有了原子弹就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以保证远东将来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不使苏联插手。
为了用核讹诈镇住斯大林，杜鲁门向丘吉尔询问关于把原子弹新闻透露给斯大林的最好方式。丘吉尔后来写道，斯大林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他们决定，由杜鲁门在一次特别会议之后非正式地提一下这件事。一周之后，在一次全体会议后，杜鲁门带着他的翻译走到斯大林面前，把具有非凡威力的新式炸弹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斯大林。他没有用“原子弹”这个词，而是说研制了“超级炸弹”。丘吉尔站在距他们五米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大林，只见他淡淡一笑，漠然置之，没有任何惊慌的表示。
实际上，足智多谋的斯大林早已看穿了杜鲁门的用心。美英态度的变化，不仅使他感到不安，而且很为恼火。他认为，是苏联把西方国家从纳粹的法西斯蹂躏下拯救了出来。如果没有苏联摧毁德国的武装力量，希特勒就会征服英国，并把战火烧到北美洲。如今，战争还没完全结束，美英就开始背信弃义，用新式炸弹作讹诈，拒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怎么行呢？他清楚地记得，美国人曾多次催促他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当他答应在打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时，他们都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他的条件，其中包括把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战争中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归还给苏联。现在，他们要背信弃义，他仍然强调，苏联人说话算数，将按时对日作战。
经过反复协商和斗争，苏美英三国首脑通过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1945年7月26日，形成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所以没有签字。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没有参加讨论，但中国是对日作战的重要国家，公报发表前曾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在公告上正式签了字，所以又成了苏美英中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说：“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并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现，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最后，又义正辞严地警告日本说：“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这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
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1945年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谈话，竟说什么“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
为了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8月，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协定，对日宣战。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斯大林和多数苏联人立刻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是杀鸡给猴看，打的是日本，威胁的是苏联。后来，贝尔纳斯承认，这枚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还不如说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驭”。
斯大林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威胁。他很快召集了5个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一枚苏联原子弹！斯大林又紧急召见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要他迅速率部开进满洲，对日作战。
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东北三省作为建立军事侵略的前沿基地。1932年，日本又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军事经济资源，残酷地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把整个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到1945年6月，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达70多万人，还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军队19万人，拥有坦克1000多辆，大炮5000多门，飞机达1800架，气焰十分嚣张。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同时用三个方面军的兵力，157万人的军队，29000多门大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发起了对日军的进攻。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土崩瓦解，这敲响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天皇下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同意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就在日本受降仪式签字的当天——9月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了《告人民书》的广播讲话。斯大林说：“今天，9月2日，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在海陆两方面都已被联合国武装力量彻底击败和四面包围，它终于承认自己已战败而缴械投降了。”斯大林在广播讲话中强调指出，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夜，形成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侵略势力的两个策源地：在西方是德国，在东方是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它们。西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在四个月前已被消灭，结果是德国被迫投降。过了四个月，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被消灭，结果是德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也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这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斯大林告诉苏联人民说：“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胜利了。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祖国已经摆脱了西方德国入侵和东方日本入侵的威胁。盼望已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到来了。”
斯大林接到中共关于毛泽东生病的电报后，十分重视，很快派苏联著名的外科医师阿洛夫和内科医师米力尼科夫乘飞机到了延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同机到达。毛泽东的病，经过医治，很快好转了。治病期间，毛泽东和苏联医生阿洛夫、米力尼科夫及师哲等同志，多次谈到过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他说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断地侵略中国，没有一个诚心帮助中国人民。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毛泽东强调：“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的确，苏联出动百万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很快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善于分析形势，抓住机遇，组织力量，打开局面。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次日，8月9日，毛泽东就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他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弹药，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他特别命令冀热辽人民军队和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率部分别进入东北，开辟新的解放区。接着，又令冀察部队在郭天民、刘道生指挥下，向张家口、多伦等地进军，配合苏军南下作战。又令冀热辽部队在李运昌的指挥下，一部分向辽宁、吉林开进，一部分向唐山、秦皇岛进攻。很快地，人民军队先后解放了张家口等40座城市，控制了战略要地察哈尔、热河两省及河北、山西地区，使晋察冀、晋绥、晋冀热辽、东北等地连接起来，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十分清楚东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上，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既可以成为人民军队的粮食基地，又可以为发展大批人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在政治和军事上，东北的北面、东面与苏联、朝鲜接壤，西面、南面与华北解放区接连，互相照应。东北根据地，既可以成为人民军队的可靠后方，又可以改变解放区长期被分割包围的局面，甚至可以彻底改变蒋介石对人民武装南北夹攻的被动地位。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迅速消灭日本精锐部队60多万，日伪残余势力散落城乡，国民党员派遣“接收大员”、“军统”、“中统”特务，但一时还调不进多少军队。人民武装力量只要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可以很快在东北打开局面的。
果然不久，随着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活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很快发展到2万多人。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为正副书记的东北局，并乘飞机去东北。为了便于和苏军谈判，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
东北局向党中央汇报了与苏军中将杜曼宁谈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又令黄克诚、罗荣桓、林彪等著名将领率部，从华北、山东、冀豫平原等处迅速开往东北。9月后，中共中央将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2万多名干部派往东北。他们到东北后，与抗日力量和当地群众相结合，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建立民主政府，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欢迎。到11月底，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已达26万人，从关内开往东北的人民部队也有20多万人，形成了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复杂。蒋介石坚持要独占东北。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蒋介石用军舰、火车、汽车和飞机，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军。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虽然同情东北的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但斯大林根据他给美国、英国的保证“尽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准备把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更加骄横无理，恣意横行。他们不但横征暴敛，任意抢掠，而且依强凌弱，无端地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地方组织发动猖狂的进攻，先后攻占了早已被人民军队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