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3期上，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这篇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哲学著作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也曾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曾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斯大林看过这篇题解，并推荐其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转登，说明他此时不仅承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正视了自己在三十年代指导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向苏联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的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统一的原理”。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1951年1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
毛泽东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本来，《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要译成俄文提前发表的，但毛泽东多次修改不肯定稿。1951年3月8日，毛泽东致函陈伯达、田家英，还讲到“《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所以，直到1952年4月1日，《矛盾论》才公开发表，并收入同年4月10日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后来再版时，才将《矛盾论》由第二卷转入第一卷。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应很好，引起轰动，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普遍重视。1953年翻译出版了第三卷。
尤金待人诚恳，勤奋好学，学识渊博。1947年至1950年初，曾经担任过欧洲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的主编，发表过许多文章。后又担任过苏联在德国的政治顾问。在华工作期间，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治学，一丝不苟，多次和毛泽东深夜长谈，探讨哲学问题，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受到毛泽东的好评。但他书生气十足，缺乏政治经验，斯大林一直没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路线，逐渐发展成为中苏论战。尤金坚持马列主义原则，不以国界论是非，批评赫鲁晓夫，要他对“苏中争吵负责”，使赫鲁晓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气得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不小的篇幅攻击尤金。这从反面说明，尤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专家”。
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力主，编为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为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为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同时，从各师抽调部分兵力，在延安设立了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分驻陕甘宁边区各地，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肖劲光指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路健儿很快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战场。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平型关伏击日寇坂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74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10月中旬，120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忻口战役，在雁门关附近截击敌军运输车辆900余辆。接着，129师奇袭阳明堡飞机场，击毁敌机20多架，歼敌一个大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到武汉失守时，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1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在敌后创建了抗日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40余万，形成了重要的抗日实力。毛泽东不仅指挥八路军英勇抗战，而且抓延安和边区的基本建设，使延安很快地变成了中国的革命圣地、革命摇篮。它像一颗璀璨夺目的红星，光芒四射，吸引来大批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毛泽东是个博学多问、见多识广而又兴趣广泛的人。他喜欢同各种有知识的人交往，在交往中识人议事，研究社会，增长知识，获得启迪，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工人、农民和各种知识分子的交往增加了，而与妻子贺子珍的思想感情交流却渐渐地减少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贺子珍为了得到更多的学习和锻炼，辞去了毛泽东的秘书工作，被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担任发行科长，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党中央到保安后，贺子珍生下了娇娇（李敏）。毛泽东对这个小女儿非常喜爱，一有空闲就逗她玩。贺子珍却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她的学习进步和工作。因此，娇娇生下刚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去学习。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每天清早出操，集体食宿。学员们要学政治，学军事，并且要联系实际，要求很严，晚上还有政治活动。贺子珍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政治、军事都要争先，为了挤时间，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
夫妻生活的分开，加深了感情的隔膜，又加上一些误会，使贺子珍十分苦恼。她想学习进步，苦于文化太低；想要多做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她埋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脑子不好使，特别是那些该死的弹片，隐隐作痛，使她经常处于疲劳和痛苦之中，不能保持过去那种旺盛的精力。想来想去，她想做个手术，把那些弹片取出来，根除病痛，以便使身体早日康复。可是，延安当时医疗条件差，动不了这个手术。于是，贺子珍决定到西安去，然后转赴上海找医院做手术。谁料，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行动将更困难。
毛泽东见贺子珍坚决要走，极力挽留。他拉着贺子珍的手，深情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贺子珍是个性格坚强、意志坚定的人，认准了的事，轻易不回头，尽管毛泽东深情地挽留，她还是坚持要走。毛泽东又请她坐下，诚挚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留下吧，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贺子珍虽然温存地笑着，但还是不肯留下。她记得过去在中央苏区时，她曾与毛泽东大吵过一顿，毛泽东并不计较，事后还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现在，毛泽东虽然挽留，可自己身上的弹片，不做手术取出来不行，与其长期受痛，不如尽快手术。于是，1937年底，贺子珍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无法去做手术，只好留在西安。毛泽东托人捎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并且给她捎来一箱日用品，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希望。贺子珍感谢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床新被，送给毛泽东，但自己却继续留在西安。后来，贺子珍听说苏联条件好，不但可以做手术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学习深造，于是，她就从西安乘汽车到兰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1938年10月，又乘飞机到苏联莫斯科。她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就匆匆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
苏联医生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深嵌在贺子珍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了，取出弹片有困难，也有危险；不取比取掉还要好些。贺子珍没有做取弹片的手术，生了一个小男孩。满月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就进了东方大学去学习。贺子珍的任性出走，给江青以可乘之机，也给毛泽东的爱情、生活、家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14年生。1938年她与毛泽东认识时，年方24岁，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再加上她长得眉清目秀，身材窈窕，颇有一点魅力。但是，当年的江青尽管年轻质弱，却经历复杂，心计颇多。她15岁离开诸城老家，只身跑到济南，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演戏。在学习演戏中间，她得到了该院院长赵太侔的青睐，又通过赵太侔的夫人俞珊，结识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且和俞启威情投意合，结成情侣，正式同居了。俞启威当时是青岛大学学生，思想进步，热心革命，后来当过天津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长。1933年他介绍李云鹤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上入了党，李云鹤仍然迷恋着名利和物质享受。他们二人住进了中共党的地下机关。不久，俞启威被捕，关进了牢房；李云鹤撇开了俞启威，把她那一副迷人的面孔和窈窕的身材又打扮起来，擅自离开了青岛党组织，一个人跑到上海，进入了无名剧社，演戏赚钱。顾而已和赵丹见李云鹤年轻聪明，着力培养，但是国民党警察却逮捕了她。赵丹和顾而已多方营救，两个月后，由上海女青年会负责人出面保释，李云鹤出狱，改名蓝萍。
1935年4月，蓝萍进入了电通影片公司，参加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的演出。在《都市风光》里，蓝萍扮演一位知识青年的女友，唐纳扮演那位知识青年，二人卿卿我我，萌发爱情。入冬后，蓝萍担任了话剧《娜拉》的主角，不久，又在《大雷雨》中担任了主角。演出的成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蓝萍的头像和芳名出现在大报和小报上。其中捧场最卖力气的就是她的情侣唐纳。
1936年蓝萍又与唐纳结了婚。婚后，蓝萍利用导演兼演员的唐纳为她强争《赛金花》一剧的主角，由于多数演员和剧院领导的反对而未逞。蓝萍大哭大闹，逼得唐纳几度自杀，一时成为三十年代文艺界的奇闻。最后，两人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蓝萍一人到了西安。
当时，初步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驻地延安，成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民主革命的圣地。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爱国人士，一批又一批地经过西安，奔向延安。1937年8月下旬，蓝萍在西安改名江青，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到延安。
江青爱拉关系。到延安没几天，她就找熟人带她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留意这位着意打扮过的女青年，而是专心考虑建立新四军的问题。10月2日，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团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宣布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下辖四个支队，共约一万人。5月4日，毛泽东发出《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一带发展游击战争，在茅山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敌后，连战连捷，很快地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并且打出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到武汉失守时，新四军已发展到25000多人。
1938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和已在延安的戏剧工作者联合演出了《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二姨太，是个二流角色。当时在延安看话剧十分新鲜，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都来观看，盛况空前。演完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也和演员们亲切握手。江青热情洋溢地拉着毛泽东的手问长问短，毛泽东并没有多注意她，在宴席间，提议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在康生的帮助下，江青进了“鲁艺”，既当教师，又当演员。“鲁艺”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里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和许多平房、土窑。有一天，江青听说毛泽东要来鲁艺作报告，便提前进了大礼堂，在前排显眼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