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签订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重点，是毛泽东说的“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的具体体现，也是中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关注的大事。
斯大林起先没有想到要签订一个条约，经过和毛泽东的几次会谈，他不但同意签订条约，而且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签字”。毛泽东不肯自己出面，坚持要周恩来赴苏谈判，苏方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后，很快就同苏方举行了实质性会谈。第一次会谈中苏条约那天，克里姆林宫内气氛融洽，双方领导人平等友好地商谈了条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会谈中，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应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给东方，给亚洲，特别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东方的安全。所以，条约的内容，应是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抽着烟，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刚讲完，他当即表示同意，并具体地谈了友好同盟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大连、贸易及贸易协定、借款、民航合作等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种办法，同意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大连是中国内政，“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因为中方缺乏管理经验，事先又无改变中苏共同经营的意思，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中方略多一点，即51∶49和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然主张资本各占一半，即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谈到这里，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这是因为，二战后，美苏均注视中国，斯大林对美国人进入中国东北特别敏感。在1945年，斯大林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谈判时，就曾提出过不许一个美国人进入东北，并将此作为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条件。现在，在中苏商谈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又将此事提了出来。但是，中共从未“亲美”过，也从未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所以问题显得唐突，毛泽东有点反感，场面顿时冷落。
足智多谋的周恩来当即反问道：“第三国公民的涵义是什么？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被问得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回答，忙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点火抽烟，以掩饰短暂的尴尬，可是，一根火柴连划了三次也没有划着……坐在一边的毛泽东笑了，他取出火柴，划燃了火，递给斯大林，才幽默地说：“斯大林同志，新中国和旧中国根本不同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北，早被我们打跑了！那些靠侵略中国吃饭的所谓‘公民’，不用说，早溜走了，不存在什么居留问题。”
斯大林接过毛泽东递来的火，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解除了一时的尴尬，笑着说：“我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是希望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现在，中国的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好了。”接着，双方谈起聘请苏联专家问题。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要开展各项建设，需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给予苏联专家高待遇，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
当然，斯大林的这些主张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沿袭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援助的惯例，不仅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正如列宁在批评斯大林时说的，那些“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斯大林这样做，是为了使俄罗斯人看到他在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但是，适得其反，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苏联人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人还要强烈。斯大林的这种错误倾向，还表现在《关于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所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4年第一次访华时，就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公司。在会谈中，还谈到了苏联在我国新疆边境贮存的大量武器移交中国的问题，在东北设苏联领事馆，在海参崴、赤塔、伯力等地设中国领事馆问题，及苏联侨民问题。十月革命后，许多俄罗斯人逃到中国东北，在那里办了许多企业，这时苏联决定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并统归秋林公司。会谈中，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原则性的讨论，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方工作人员同苏联方面具体研究拟订各项协定。关于新疆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调赛福鼎随后去莫斯科，就是为了签订这些协定。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毛泽东则在关键的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活，使会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性。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列强的干涉，使得袁世凯签了字的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又开始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撤去了民族的界限，勾结帝国主义，说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因而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把东北军从抗日前线调到西北“剿共”，派兵镇压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将领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斯大林特别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毛泽东观点明确，毫不含糊，边叙边论，有理有据，语言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斯大林听着，禁不住微笑点头，低声称赞。然而。当毛泽东讲到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卖国求荣，残酷镇压人民抗日运动的时候，斯大林的脸色一沉，似乎不悦。
毛泽东可不是那种看别人脸色说话的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镇静自若，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谈得更生动、更具体、更服人了。
斯大林听着，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装上烟丝，点着火，抽了几口。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又被毛泽东的谈吐吸引住了，征服了，忽然，他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会谈的气氛更活跃更亲切了。
这次会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问题很快地达成了协议。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米高扬谈判。会后，一位苏方人士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在这次谈判中态度的微妙变化感到迷惑，不知为什么谈到蒋介石卖国求荣时，斯大林显得不悦？后来，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才了解了其中的奥秘。赫鲁晓夫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同蒋介石有过一些接触。尽管他和中国共产党有冲突，但他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因此，斯大林——因而也是苏联政府——认为蒋是进步力量。日本是我们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所以支持蒋符合苏联利益。”
在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战后，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共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是，在对待蒋介石的看法上并不一致，如上所述，斯大林和苏共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蒋介石一直是抗日的，是“进步力量”。而毛泽东和中共则认为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事实是怎样的呢？历史是公正的评判员。
毛泽东说的那“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是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一场空前未有过的十分特殊的战争。
那天晚上，一队驻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把烈性炸药埋在了沈阳郊区柳条沟附近的铁路下边，引信爆破，把一段铁路炸毁。然后，他们又贼喊捉贼，诬蔑那是中国人干的，是中国人破坏“中日亲善”，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忍无可忍，想要抵抗。蒋介石却命令张学良东北军要“避免冲突”，“绝对不抵抗”。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侵占了辽宁省会沈阳。
少帅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恶气难咽，摩拳擦掌……蒋介石为了“避免冲突”，怕惹恼日本侵略军，严令张学良带领数十万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日本侵略军乘虚而入，很快分兵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到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军又向热河进逼。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可以说这个国耻事变的中方导演就是蒋介石。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曾对东北军下令说：“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训诫士兵们“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辽宁、吉林两省沦陷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就这样，总共不过三个月，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国联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呢？把持国联的英、美、法等国由于“九·一八”事变而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可以唆使日本去进攻苏联，并企图牺牲苏联来摆脱它们面临的危机。因此，他们不但默许日本侵占东北，而且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英国在国联会议上认为，东北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决不是正当的解决办法”。美国是“九·一八”事变的帮凶。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和日本驻美大使进行秘密谈判，在“希望日本不要推进得太远”的条件下，同意日本的侵略行动。当日本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军事侵略时，美国国务院声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非战公约并无抵触。”11月14日，美国驻国联特派代表竟公开宣称“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是无可奈何的”。并且主张日本侵略军长期占领东北，说“国联对日本自东北撤兵作了期限的规定，这是十分不明智的事”。
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给予中国人民以正义的支持和帮助。“九·一八”事变伊始，苏联政府就指出，日本占据东北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举动，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反对这种无耻的掠夺中国的行为，同时，又揭穿了国际联盟出卖中国的阴谋，郑重表示：“苏联劳动人民对于中国的斗争极为注视，他们对中国人民寄予同情”，“苏联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弱国的暴行”。
当时，由于苏联远东红军在边境上的防卫，牵制了日本在东北北部和中东铁路沿线相当大的兵力，使日军不能侵略中国更多的领土。同时，苏联人民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也给予了帮助，义勇军的伤病员和失败后退入苏联境内的兵员，苏联人民都给予热情的医治和收容。
斯大林不了解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把蒋介石看成了唯一的能够统率中国人民抵制日本侵略的政治领袖，看成了能够联合抗日抵御日本入侵苏联的首领，结果，使他在政治、军事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当然蒋介石也是可变的，后来，确实也表示愿意抗日救国。但是这个变化，正如毛泽东说的，蒋介石的抗战像陕北的毛驴上山，是有条件的：前边要有人牵，后边要有人推，不走时还得在屁股上打两下。“逼蒋抗日”，就是这方面的口号。
提出这个口号并促其实现的正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逼蒋抗日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反蒋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义愤填膺，当即组织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他明确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所干的最坏的事情就是卖国求荣，勾结洋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因此必须反蒋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