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把100多万军队集中于河南信阳、商丘一带火并，死伤兵员近40万。军阀混战，红色区域周围反革命力量空虚，给红军和红色区域造成了发展的有利时机。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并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他们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死搬硬套，强令执行，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低估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把革命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城市工人的斗争，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罢工的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认为只要勇敢地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长时期内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路线，竟然错误地认为：“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革命政府“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并因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左”倾政策。
根据这些错误的认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一整套冒险计划。其具体部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的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七军、红八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未到达）；以红四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的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红二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一军、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以闽浙赣区的红十军进攻九江。同时，计划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等中心城市，首先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在组织上，他们将党组织、青年团、工会等机构都合并起来，组成为各级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使各个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左”倾盲动计划，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这个计划的主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主要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特别是“第三时期”理论和苏联中心论，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绝对化、模式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以及一再强调反右倾、保卫苏联等等，是形成立三“左”倾错误的重要因素和直接来源。
李立三等制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计划，强令全党执行。以毛泽东、何孟雄为代表的一批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反复劝阻，李立三主持的中央便以反右倾斗争强制推行。逆我者“右”，反右倾成为李立三冒险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
蒋介石叛变后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一时低落，确是事实。然而斯大林却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不承认低落，不允许退却，不考虑迂回曲折的前进，在共产国际六大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强烈气氛下，事实上否定了中共六大对于“左”倾盲动的批判，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毛泽东对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主持的中央的“左”倾错误——实际上也包括斯大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持久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思想理论上。毛泽东认为无论是“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而当时盛行的把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著作、决议、指示神圣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深入地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地工作的“本本主义”，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根源。为了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教育干部和党员，提倡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防止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发生，为了使古田会议决议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
这篇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批判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调查研究对制定和执行正确政策的绝对必要性。毛泽东写道：“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本本主义者不了解革命的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具体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有所改变，需要随时作实际调查，分析研究。“解剖麻雀”，不懂得“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针对当时盛行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篇著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是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有力武器。
其次，在方针政策上。毛泽东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多次批判了李立三的“社会主义共同生产”和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的“左”倾错误主张，也批判了拖延土地分配的右的错误。尽管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路线，指责这是“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毛泽东仍锲而不舍，不犹豫、不动摇，继续坚持正确路线，带领红军开创新的局面。
最后，在实际行动上。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一方面军不仅纠正了军队中的“左”倾错误，而且利用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领导机关时，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休整，扩编为红一军团，辖四军、六军（后改称三军）、十二军3个军。
7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到赣南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这时，“立三中央”强令红一军团去攻打力难攻克的中心城市南昌。
7月11日，毛泽东在兴国召开了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万人誓师大会，号召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发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7月24日，胜利地占领了樟树。樟树镇离南昌只有百十公里，南昌的敌人闻风警戒。毛泽东不盲目决战，在樟树召集各军负责干部开会，分析形势，作出了西渡赣江的决定。他们决定不去攻打形势对我不利的大城市南昌，渡江后只以一部分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并于8月1日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而以主要兵力向西推进。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从报纸上知道红三军团于7月27日打进长沙，震动中外，敌军在帝国主义帮助下大举反攻，红三军团激战9天退了出来。当时，敌何健部正尾追红三军团。为了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西进路上，8月20日，以突然强袭，包围歼灭了文家市的敌一个旅，为红三军团解了围。当天，毛泽东率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红三军团即赶来集中。红一、三军团在永和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要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红三军团又围长沙，久攻不克。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回到江西宜春。不久，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来到宜春，企图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再打长沙。毛泽东分析形势，陈述利弊，用几天时间进行说服工作，使原来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周以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转过来帮助毛泽东说服红三军团转而攻打吉安。随后，毛泽东率领红军一举攻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这时，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个县城、250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因势利导，坚持正确路线，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发展了革命的力量。但是，在全国许多地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如党中央正式部署的南京兵暴和武汉暴动，不仅迅速失败，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6月到10月，南京市委机关两度被搜查，市委书记和市委委员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遭受损失，全市被杀害的党员近百名，被捕者100多人，15个支部全被破坏。当时武汉仅有党员200多人，赤色工会会员150多人，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的党员达60人，被杀害者37人，被判刑者12人，自首者8人，党组织被破坏了，损失十分惨重。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受到了中共党内毛泽东、恽代英、何孟雄、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许多同志的抵制和批评。1930年8月8日，李立三主持写的、由向忠发签发的《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给斯大林的信》，再次呈报暴动计划，请斯大林批准。12日和13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说李立三执行“冒险方针”，说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只有200人，赤色工会会员只有150人，却硬叫搞暴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接到报告后，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
后来，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我1930年3月动身去共产国际。7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6个决议。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6月11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团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9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