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的演说具有强烈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得到了亿万人民的热烈响应。就这样，在斯大林的发动下，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了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为十年后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时，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却发生了不少失误。“三阶段论”便是其中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脱离实际，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就要实现苏维埃，这就导致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的发生。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通过共产国际，特别是通过罗米那兹等国际代表很快地传达到中共党内。罗米那兹（1898——1935）苏联人，1917年3月参加俄共（布），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在共青团、俄共（布）少共国际、共产国际工作。他支持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展开斗争，深得斯大林信任。1926年4月，他作为少共国际代表晋升到共产国际主席团，1927年5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会后奉命来华，参加了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后来，他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
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呢？周恩来写道：“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和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一样，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出联合阵线之外，甚至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开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
由于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发展起来了。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曾名阿双，号雄魄，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向导》的编辑或主编。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起草了党纲草案。10月起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参加草拟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中共第四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以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及党内的右倾错误，积极支持党领导的群众运动。1927年8月7日，在革命危急关头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但是，“八七”会议后，党内的“左”倾错误继续高涨，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来进行的。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月制订了《中央工作计划》，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当工具”，说“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说当时的“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过“左”的计划和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了湖南、湖北和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英勇地占领了广州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强调“进攻，进攻，再进攻”，反对把起义部队撤退到农村去，结果也招致失败。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又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农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打击了一些干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在他们主持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却指责中共湖南省委对这次起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他们不但给中共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而且解除了毛泽东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同时，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并给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广州起义前后，一直表现出“左”的情绪。起义前，1927年9月底，苏联《真理报》宣传说，在中国，“苏维埃”已经从一个宣传口号变为一个行动口号了。1927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全世界发布的《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中说：“在广州，在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的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起义后，正在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广州起义。决议写道：“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现在，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旗帜下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城市全民的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能够而且必定不断得到发展。”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思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处处碰壁，他想通过广州起义的胜利来说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还是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但也应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左”倾错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周恩来写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地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汇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汇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蒋介石背叛革命并实行大屠杀，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不久又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7年8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公开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了责难。加米涅夫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孟什维克主义的错误，并回答说，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尽管斯大林引经据典，驳斥责难，继续坚持他的“三阶段论”，并且断言：“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问题。”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雄辩改变不了失败的事实。
1927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以罗米那兹为一方，以布哈林、米夫为一方，展开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接连的挫折和失败，使斯大林对他们的争论保持慎重态度。当罗米那兹、瞿秋白的“武装暴动”造成危害时，斯大林才明确表态，同意布哈林的主张。两个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代表向忠发、李震瀛出席了会议。
斯大林征求了向忠发、李震瀛的意见，总结了前一段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由联共和中共代表团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会议通过了由联共（布）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共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这个《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同时指出：“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这个决议案是斯大林认真分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来的，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结论，成了中共六大的基本依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928年4月30日发出了第44号《中央通告》，表示接受这个决议案，承认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玩弄暴动”的错误。至此，瞿秋白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基本结束了，但是，这个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战争的意义认识不足，批评正在兴起的农村游击战争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并断言其“必致失败”。这对于正在坚持土地革命、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的毛泽东，必然造成一定的压力。
师哲回忆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告诉他，六大前后他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而斯大林领衔起草的，作为共产国际决议案下达的文件却批评那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甚至说是“游击主义”，闹得思想混乱，工作很不好做。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开的，因为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没有去，但他十分关心六大的决议，注意斯大林的态度。
为了系统地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发展中国革命，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了这次大会。他们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和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等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布哈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关于中共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周恩来指出：“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
在讲到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时，布哈林指出：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只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中共六大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正确地肯定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三、确定了党的各项政策，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四、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但他实际上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后又叛变革命。但总的来看，六大的路线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