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社会实践，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反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直至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革命，都说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说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长期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一直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支持不力，有时甚至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涉和限制。
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然而，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认识到。甚至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同志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他也没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且继续按照自己的错误认识去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思想冲突，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谈话、发表文章都十分尊重斯大林，尽量维护斯大林的威信，然而他们的分歧和矛盾却在不断地发展、激化。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在和中共代表团刘少奇等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妨害了中国革命。他问刘少奇道：“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斯大林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斯大林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诚挚的。他还说：“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对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且实施了正确的指挥，将革命引向了胜利。”
另外，据南共书记铁托的主要助手卡德尔的回忆说，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
毛泽东当时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情势和作用看得清分得明，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此前后，他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集中精力筹备并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的成绩；同时指出那种对国民党右派“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有右的偏向。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等决议案，批判了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等错误，强调要以国民党“一大”政纲为标准正确区分对待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强调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这是一次由毛泽东着力准备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议题的重要会议。会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由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签发。在这些《通告》、《通知》中，强调要通过“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不但要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并要按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的条约”；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反对江浙军阀战争，指出“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唯有国民革命”。
1924年7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5号，专讲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通告》中，毛泽东第一次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因为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地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年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了《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等人又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毛泽东起草的这份《通告》，针对上述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起草的15号《通告》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通告》还强调：“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的主张为重要标准。
毛泽东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不到一年，但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率部反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京等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经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通过发布。
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事宜，选派出147名革命青年去苏联学习，“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
毛泽东还组织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并且常到各地讲课、讲演。例如，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指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举行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演《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工农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
关于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毛泽东概括了四点：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①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导，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②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
当时，国民党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并将执政掌权。不少“革命者”为了升官发财，投机钻营，把革命抛于脑后。共产党里也不乏其人。然而进入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毛泽东，不求名利、不计得失，矢志革命，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坚持在国共合作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一切错误的倾向作斗争。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丝毫没有“忽视工人阶级”，没有放弃工人阶级立场，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斯大林的理论、思想、主张、措施却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共产国际陆续地传入中国，对中国革命，对国共合作，不时产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自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履行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陈独秀。陈独秀本人有右倾投降主义思想，而斯大林在1925年5月所说的国民党是“工农党”，1926年12月所说的要“使国民党成为真正的人民政党”等过高估计国民党革命性的论断，必然对陈独秀的思想倾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1月12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这就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变成了中共必须执行的东西；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奋发图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帜。他1915年起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适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因而，毛泽东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奋斗。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和毛泽东、李大钊等人联系筹建党的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名称，开始曾叫社会党，经他写信与李大钊商讨，确定叫共产党。因而，毛泽东曾称赞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27年4月党五大，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事件的处理都和陈独秀关系密切；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进退、成败，都和陈独秀息息相关。而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因而，陈独秀的成败兴衰和斯大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陈独秀、毛泽东和斯大林有联系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陈独秀有其独立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陈独秀和毛泽东当时都是中共的创始人和领导成员，两人都倾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方针、路线，而两人的见解、主张、意见、方案却往往不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毛泽东曾多次劝导、帮助过陈独秀，但是陈独秀孤傲自负，固执己见，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步步威逼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十分苦恼，身患重病，回家“养疴”。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消极动摇，后来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病逝，终年63岁。
陈独秀曾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的“中介人”，是毛泽东“政治革命之先驱”。他那坎坷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伟大、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