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是相持阶段。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使革命大发展。但是，1937年秋，王明又以斯大林“钦差大臣”的身份，从苏联回国，推行苏联模式。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且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为什么？很显然，王明声称代表斯大林，代表共产国际。毛泽东和王明要执行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此后，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召开七大。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但因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激烈，会议延期。为此，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同志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决定于半年内召集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对此，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上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挫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挫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的问题，但是没有回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在他的《延安日记》做了回答。他写道：“1938年12月全会通过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是孤立的，意识到大会很可能选出一个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
第三阶段是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决心从思想上整党，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整顿党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宗派主义等“共产党之大敌”，“工人阶级之大敌”，“人民之大敌”，“民族之大敌”，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决心和魄力的。为此，七大的召开时间又先后向后推迟了五次。
这时候，在王明一伙看来，“十二月会议的情形”仍然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同意延安整风，斯大林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孙平和王明多次向斯大林报告，说延安整风就是“反莫斯科派”，就是“反斯大林”，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当时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德军很快打到莫斯科城下，苏联危急；日本关东军又蠢蠢欲动，准备从东面进攻苏联，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面对此情，接连发电报要毛泽东调八路军到南满、长城一线抗击日军，保卫苏联。毛泽东不干，也确实没有力量干。如果按照王明“孤注一掷”的方针，将八路军的主力调到南满、长城一线去和日本关东军硬拼，结果必然很悲惨，很可能使中国革命的主力毁于一旦。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一条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真假共产党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保卫苏联”。按照这一条“试金石”试来，王明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在两次关系中共命运和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都没有支持王明，而是支持了毛泽东。第一次，十二月会议后，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为党的领袖，要王明“不要再争了”；第二次，在延安整风期间，尽管王明和孙平给莫斯科发了大量的诬蔑延安整风、诬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报告，企图通过共产国际打倒毛泽东，扶植王明上台，斯大林不但没有听信谗言，支持王明，而且审时度势，下决心解散了共产国际。实际上，这是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给了中共和毛泽东以巨大的支持。
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功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大会历时50天。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候补代表，代表着120万共产党员，共开大会22次。八大代表团会议及小组会议数十次。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地、民主地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了延安精神，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实际上是中共七大在苏联模式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之间，选择了中国模式。
七大充分发扬民主，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代表们畅所欲言，对过去党的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批评，犯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这样，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七大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党员的社会出身并不能决定党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七大把党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是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七大通过的党章的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这使全党在思想上、工作上步调一致，夺取胜利有了理论基础。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使七大成了“团结的大会”。4月21日，在七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出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我们党在24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亲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
七大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致认为，七大的确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其所以这么完满，原因有三：一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大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胜利的路线。这个选择过程和结果，就是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所说的“历史决议案”中写清楚了的。另一个是正确地处理了“山头问题”。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十几块抗日根据地，还有孙平所谓的“莫斯科派”、“军队的党”、“地方的党”、“白区的党”等等，“山头”是客观存在。毛泽东对此采取的原则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要反对、批评和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加强党的团结。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中央对此态度明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在这方面，毛泽东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例如，七大进入选举阶段后，毛泽东提议要把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为此三次给大家做工作。
毛泽东指出，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
毛泽东强调指出：“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多的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