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塔奇曼指出，斯诺的《西行漫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红星照耀中国》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因著有《大地》，而被国际上誉为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之前，最了解中国的作家。她在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之后，也不由地赞叹说：“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非凡记述的每一页都富有意义。”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2月召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过《红星照耀中国》。据说他因看过《红星照耀中国》而成了“斯诺迷”，曾亲自推销过斯诺的著作。其后，罗斯福还曾两次召见斯诺，斯诺对中共及其领袖的介绍，使这位总统早在四十年代就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将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一陛。
在亚洲，印度的许多青年学生以“红星”作为思想武器发动广大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身殉职的柯棣华大夫就是受“红星”的启示来华支援中国革命斗争的。在缅甸，德钦族游击队还专门以“红星”作为开展农村游击战的指导。同样，在马来亚丛林中，在印尼的群岛间，游击战士从“红星”中汲取精神力量，学习了战术方法。
日本的著名学者河上肇为能借到“红星”这部“奇书”的英文原版而欣喜无比，他在致友人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衰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取些力量，至为喜悦。”他满怀激情地赋诗曰：“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萧萧五载前，如今得把奇书坐，尽日魄飞万里天。”他深信，经过十年内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英雄红军，将是日本侵略军所难以战胜的。
斯诺本人也未曾料到“红星”在世界上竟能获得如此的成功。1943年斯诺在苏联采访三名参加反纳粹游击队的女战士，当他们被询问怎样学会与纳粹分子战斗时，她们答道：“我们从一都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的书里得到一些主意”，“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当然，她们丝毫不知道，自己面对着的正是撰写“红星”的著名记者和作家。但是，她们的话却使斯诺大为感动。是什么使“红星”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面临战争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这样，它就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三S”研究会（现为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刘力群认为，除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需要外，澄清中国苏区之秘，解除国内外对中国苏区真相的疑惑也是“红星”能在国际上获得巨大声誉的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伯纳德·托马斯在他的《论斯诺成功的一些因素》一文中，则更多地从斯诺的思想、写作技巧、求实精神等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斯诺本人的解释是：“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了。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几十年以后，1968年费正清在“红星”新版序言中再次肯定，该书第一次报告了毛泽东及其同事的生平，是一大特色。“尤其至今中国国内尚无完整的毛泽东传记时的情况下，其意义就更是如此。”
以上只是《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外风行盛况之一斑。“红星”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当然最主要地是体现在中国国内。
《红星照耀中国》的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中译本，是1938年2月“复社”印刷发行的《西行漫记》。
著名的复社版《西行漫记》是在胡愈之组织筹划和中共地下党支持下，于1938年2月10日在上海孤岛问世的。据胡愈之回忆，当他从斯诺手里借到刚从伦敦航空寄来的戈兰茨公司10月所出“红星”英文版样书时，阅读后异常欣喜。为慎重起见，他曾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了解此书写作背景与有关情况。因为当时，尽管斯诺已写了不少文章介绍他的苏区之行和与毛泽东的会面，但远处被日本军队包围着的上海租界里的文化界人士，并不了解真情。在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便在抗日救亡人士所组织的定期集会——“星期二座谈会”上提出翻译出版。经协商讨论决定由参加座谈的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文化界12位知名人士集体动手、分别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出版资金通过每人捐款及利用社会关系征集读者预约金，并组织一些义务劳动等筹集起来。由于大家的齐心协力，从1937年12月开始翻译到1938年2月出书，仅用了短短的一个多月，其工作效率之高，出版速度之快，装帧设计之精，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书名有意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因为此前《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从1935年7月开始，进行过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写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旅行游记，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些信息以及中共在西北地区的一些传闻，后来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所以明眼人一看书名《西行漫记》，就会十分自然地联想到这是一部与中共西北苏区有关的书籍。
复社在翻译出版《西行漫记》中，得到了斯诺的热情支持。他不但无偿提供原版书，而且对原著的文字做了稍许增删，并为中译本作序，深情地预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复社《西行漫记》出版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最猖獗之时。继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占我平津，华北大片沦亡之后；8月13日，又从上海发起进攻，淞沪一战击溃了蒋介石调集的60万大军，接着，上海失守。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寇在半个月间屠杀南京居民达30余万。蒋介石政府先是迁都武汉，接着，又宣布迁都重庆，并派人考察西安的交通、地理条件，准备下一步的退路。汪精卫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抵抗亡国论”。中国的前途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先是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痛歼日军，接着，聂荣臻在五台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在这种形势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复社翻译出版了。它向全中国人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初版一问世，顷刻售罄，接着印了二版、三版、四版……它不胫而走，轰动了国内和国外的华侨聚集地。各地的翻印本、油印本、抽印本也如雨后舂笋般涌现出来。据统计，斯诺有关其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包括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多达五六十种。在沦陷区和国统区，许多青年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或像怀揣珍宝一样秘密携带《西行漫记》，历尽艰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首先是北平受一二九运动洗礼的青年，继之是倍受家乡沦亡流离之苦的东北学生，随之是全国各地不堪目睹亡国惨状和不甘忍受蒋介石暴虐统治的人们，甚至是侨居异国的爱国华侨……从学生到教授，从军人到普通市民、职员、工人……或是身无分文，或是富甲天下，都怀着满腔的爱国赤诚，一批批长途跋涉向西北的“红星”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