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发展新时期中俄关系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恶化，此后30年间两国关系始终处于不正常状态。1969年发生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武装冲突使中苏对抗达到了顶峰。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两国决定从同年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此后，苏联领导人虽数次表示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但苏联同时却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并竭力拼凑针对中国的“亚安体系”，对我国的安全继续构成严重的威胁。70年代末，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实际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苏联改善关系。他认为，中苏两个大国和睦相处，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于1979年4月建议中苏两国政府就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得到苏方响应。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传达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1982年夏天，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邓小平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疑，派外交代表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达中方关于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的信息。1989年10月，中苏举行第一轮副部长级磋商，成为两国关系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的开端。为使中苏关系改善的趋势保持下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外交姿态。与此同时，邓小平坚持原则，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求苏联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实际步骤。邓小平明确指出：“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正确决策，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的切身需要，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了，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
1985年，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领导人后，着手调整内外政策。邓小平抓住时机，多次表示希望中苏关系得到重大改善。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他首次提出了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他说：“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中苏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后来，直接影响中苏恢复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三大障碍逐渐得以消除。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他明确指出此次会晤就是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他说，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不要求回答和辩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邓小平明确表示：“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他还指出，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主要是二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邓小平强调：“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谈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时，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建国一开始时我国面临的威胁来自美国，但“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对于中苏之间过去的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但中苏关系恶化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后，邓小平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随即承认了俄罗斯联邦和原苏联其他共和国的独立，并很快同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后，中俄关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决定建立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双方对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广泛的共识。双方共同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应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赞成用政治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中俄之间这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有利于维护本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符合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时期的中俄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排除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苏两国围绕意识形态进行争论，影响了两国关系正常发展。近年来，中俄虽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双方都能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不因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两国关系。正如中俄联合声明所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受到尊重，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二是确定了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新国家关系准则。长期以来，中苏之间始终未能就以什么为准则处理相互国家关系达成共识，从而导致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总结和反思两国关系的痛苦经历和教训，终于使中俄两国在处理国家关系上达成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共识。近年来，尽管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看法和主张不尽相同，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两国关系顺利发展，双方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和谅解。不强加于对方。三是新时期的中俄关系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会针对第三国。这“三不”政策，是新时期中俄关系的重要特征，它不仅是两国关系历史经验的成功总结，也是符合时代特征的最佳选择，是“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高度来考虑和处理中俄关系”的举措，有助于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四是两国形成了交往合作的新机制。近年来，随着中俄交往与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及两国关系的深化，交往与合作的“机制化”日益发展，两国已形成最高领导人的对话机制，建立了定期互访和对话制度，“中俄总理委员会”也已启动，两国议会各自成立了中俄议员友好联络小组。两国还形成了保障睦邻相处的安全机制，边界相互信任谅解和合作机制，经济科技合作机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交流协调的磋商机制。两国还组建了综合性的跨世纪民间友好机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通过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培植两国人民世代睦邻友好的土壤。五是发展务实的经贸合作，是新时期中俄关系的最重要内容。冷战后，随着地缘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包括中俄在内的各大国都已把重点转向经济领域，发展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中俄两国振兴经济的迫切要求和共同需要。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独特的地缘优势促进和保障了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成果也极为显著。
二、不断巩固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还在1984年时，邓小平就深刻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邓小平一向认为，向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提供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我国还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双方的贸易迅速增长，投资逐渐增加，合作领域拓宽，方式趋于多样化。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总体上看，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利地位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不会有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上施加压力将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到对其有利的国际体系的图谋不会改变，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一些矛盾又削弱了自主发展的力量；随着以经济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愈益激烈，以及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产生的国际秩序约束的增加，第三世界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将更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