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强道德建设，规范和约束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道德是引导个体合理确定利益目标和选择利益行为的内在约束力量。近年来，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获取利益，结果加剧了社会利益分化，使社会不公平现象增多。因此，要从思想教育入手，加强社会主义利益观的宣传与教育，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科学地选择利益行为。要从道德方面加强教育与宣传，建立道德储蓄机制、诚信管理机制、道德代价补偿机制等，通过对利益行为的肯定与否定、赞许与谴责等来干预和影响利益活动，引导人们通过正当方式和途径去追求个人利益，在合乎道德的前提下获取个人利益，而不能采取不正当、不道德的手段，依靠牺牲他人利益的方式来获取个人利益；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尤其是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道德约束与内在规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有力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负面影响，使人们在选择利益行为时做到自重、自律。
第三，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协调同行之间利益关系。各种社团和行业协会的自律机制等也是利益约束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着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有效的利益约束机制。行业自律公约，是行业自律组织为了规范行业行为，协调同行利益关系，维护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和正当利益而制定的对全体行业自律组织的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业内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遵守和贯彻，另一方面是行业内的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而每一方面都包含对行业内成员的监督和保护的机能。在我国逐渐形成的“国家·社会·市场”结构之中，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则，对业内经营活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作出规定，实际上是行业内部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一种有效措施。行规和行约的制定和执行对会员的获利行为无疑起到一种监督与约束的作用，推动本行业规范健康地发展。
总之，利益约束机制是社会基于现实利益关系和制度关系，旨在规范和约束各种利益主体求利行为的制度体系与管理体系，促使个人或群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协调利益关系，规范利益行为。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共同构成社会规范，协同作用，约束人们获取利益的行为方式，确保利益主体通过合情、合理、合法途径获取利益，从而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
第三节拓宽权利整合的有效途径
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公民正当意志的表达与权利的行使，而全体公民权利的表达与行使，即权利整合，必须遵循平等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建立多元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
一、建立多元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利益表达是人们通过一定的渠道、方式，向社会公共权威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是民主诉求增强和社会利益分化条件下不同阶层、群体和个人实现、维护、发展自己利益的必由之路，也是执政党制定政策、作出决策的内在需要。古希腊政治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曾指出，变革感来自渴望平等的冲动。因而，一般地说，当一个社会经历了经济与技术变化，当它获得了与这些变化过程相关的态度时，就会出现导向更高程度利益表达的倾向和行动手段。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党执政，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这就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让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保持同一个声音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这与统一思想并不矛盾。要知道，此时的鸦雀无声，很有可能导致彼时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如果一个社会表达渠道多样并畅通，社会成员可以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公共权威能够对公众的意见和要求作出及时回应，那么社会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消除，执政党才能时刻听到民声，全面了解民意，真正代表民心，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和利益整合的有效性。
然而，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由于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压抑牺牲了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整合和政治调控体系。这种整合和调控体系的核心是以个人对集体的绝对服从为基础，是以下级服从上级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为条件。因而，无需个人和局部利益的反映与表达”。今天，随着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人们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人们追求各自合法的利益，已成为正当的权利。“‘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便是人们温饱问题初步解决后，各种需求高涨而又无法正常释放，只好在底下骂娘的一种消极的表现方式。”[163]
为适应人们利益观念日益增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新形势的需要，执政党应及时建立多元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这样一来，既可以使民众的意愿通过合法的渠道进入各级公共权力机关的决策过程中，为执政党出台政策措施提供依据，又可以确保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能够顺畅到达相关部门，避免民众因合理利益受侵害而产生过激行为。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一是重视公民信访渠道、健全民意调查制度；二是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开辟民众表达意愿的新平台；三是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功能。
（一）重视公民信访渠道、健全民意调查制度
信访渠道与民意调查是我国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进行利益表达和民主诉求的有效途径，也是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广大民众意见、建议和利益要求的重要方式。我国目前的信访数量越来越多，信访主体多元化，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其中反映最多的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问题，如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农民负担、土地纠纷以及城市建设、贪污腐败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度重视公民信访渠道、不断健全民意调查制度，化解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纠纷与矛盾尤为重要。
第一，重新构架信访机构，畅通民意传输渠道。群众来信来访制度是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更是疏导群众怨气、排解矛盾的重要管道。然而，当前各级信访机构规格不统一、名称繁多，与党政机关的信访机构存在职能交叉与机构重叠的问题，而且缺乏内在的沟通和协调，信息不共享，信访资源被大量浪费闲置，有时还常常出现多重受理或互相推诿的情形。因此，要突破体制瓶颈，探索“大信访”格局，明确信访机构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区分，接访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与能动作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迅速落实责任单位。制定和完善快捷、科学的信访信息转报制度，并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适当扩展信访机构职能，重新构建让人民满意的、顺畅高效的信访体系。对一些涉及部门多、成因复杂、处理难度大的疑难案件和重点案件，尤其是重复集体上访，则及时确定牵头单位，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共同研究处理意见。各级各部门信访机构要设立督查处室并建立信访案件回复制度，网络信访、热线电话等工具理应综合利用，减少转办环节，以便于整合信访信息资源，畅通信息传输渠道。真诚对待非官方网络举报渠道，公开处置程序，让民意畅通无阻传递，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避免空话、废话连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上级信访局要对下级信访局负责人的任命有建议权，并将信访案件的处理率作为考核负责人的主要指标。
第二，实行干部接访下访制度，主动获取民意。从工作实践看，党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到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接待上访群众和带案下访群众，对及时掌握民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级主要负责人要定期或不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受理群众申诉，或到农村、城市社区下访，通过座谈走访、信息采集、联系群众等诸多形式，及时倾听群众的呼声，准确了解群众的需求，听取群众对基层问题的反映和对干部工作的意见，有助于问题较早较好地解决；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根据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依照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文件现场给予处理和解答，对一时解决不了或难以解决的问题，待研究后再作处理或答复。同现行政策不相符的，要耐心细致地做好信访人的思想工作。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干部下访，通过“面对面交谈、心贴心交流”，删去了过滤层，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信息和真实鲜活的民情，可以防止许多问题在不断上访过程中涉及更多的部门、牵涉更多的利益、导致更剧烈的冲突。党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接访、下访过程中受理的信访案件，属于哪一级的职责范围，就交由哪一级负责解决，并实行限时办结制度，简单案件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一般案件在半个月内办结，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在一个月内办结，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第三，健全民意调查细则和民意调查责任制。民意调查是民众与机关之间相互了解与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更是党和政府主动获取民意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民意调查细则与责任追究制，要有专门的制度来规范信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应当在本单位解决又能够解决的，要抓紧解决；对于需要上级解决的要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或有关部门反映，争取和协助上级解决；对群众不适当的要求或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设立对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或效能低下等行为进行公开电话或网上投诉等渠道，从而为追究有关人员的党纪或法律责任奠定基础，对态度恶劣、办事拖拉、瞒报谎报的工作人员及其行为要追究相应的责任，把部门受到投诉以及处理信访、投诉情况列为每年的“满意不满意单位”评比的一项重要内容，把处理群众信访情况列为考核各级主要领导的重要内容，强化其责任意识。
总之，通过重视公民信访渠道、健全民意调查制度，促使各级领导和信访相关人员能及时、有效、认真地解决好公众反映的问题，以实际行动来关心、听取广大民众的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与边缘群体的利益表达，并及时地下情上报、上情下达，切实践行沟通民众、反映民意、联系群众的神圣职责，确保政治信息的上下畅通，使广大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得到尽快实现。
（二）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开辟民众表达意愿的新平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以其影响广泛、快捷、开放、自由等特点，成为各个阶层、不同群体表达自身利益、愿望和要求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方式。大众传媒——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无线、有线、卫星）、电影、唱片、书籍以及电子通讯，是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学会利用大众传媒来获取资源和传递信息，开辟广大民众表达意愿和利益的新平台、新渠道，是执政党整合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扁平化社会的日益成熟，过去那种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控制方式越来越没有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了解和掌握大众传媒活动的规律，并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使它们更好地反映广大民众的意志、更好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图。同其他表达方式和途径相比，大众传媒在广大民众利益表达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是具有“左右政治态度和问题重点的主导力量”[164]。通过大众媒体做出的利益诉求表达，无需经过中间环节而可直接通往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实现自主利益的有效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和避免了信息失真，对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和行政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也极大地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使广大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能够接近决策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