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转型对执政党权利整合的挑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利益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的利益预期，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以拥有较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通常来说，执政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融合、吸收、同化和消解社会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能力。然而，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是要受到一定条件限制的。因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在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凝聚性、复杂性、自主性和适应性也必须随之提高。民主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关键是广大民众能够获得进行诉求和表达的合法途径和有效渠道，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制度设计等诸多复杂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空间不大，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在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功能的发挥上还不尽如人意。概括起来，就是利益表达渠道和途径存在非制度化、非畅通性、非规范性和非自主性。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发挥权利整合功能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体制内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不顺畅、执政党的权利整合功能发挥不到位时，就极易导致政治信息对流不足，政治信息在传送过程中灵敏度较低，噪声较多，损失较重，失真较大，正负反馈调节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可能会选择非理性的表达方式，甚至会采用一些极端的做法，从而对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冲击或潜在的威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不但从原有的阶级、阶层的内部结构中分化、分离出一些各不相同的利益群体，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权益群体。“这些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仅经济上分化明显，经济利益矛盾冲突日益增多，而且在政治上的认识差异扩大，政治利益的多元化诉求与日俱增。”[113]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使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能够及时、有效、明确地通过正当的途径、合法的渠道表达出来，以此确保能够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察觉，作出有效的调整，这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实施权利整合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还能够被其他阶层和群体准确把握，实现相互沟通与彼此理解，从而达成共识。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的沟通机制还不完善，政治制度化水平尚不高，“虽说我国利益表达渠道种类比较齐全，但落实到每一具体制度，却往往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缺乏切实有效的现实措施。即对于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何种方式进行利益表达的规定很不明确，这就会导致利益表达的无序和混乱”[114]。再者，我国很多的利益表达途径和政治参与渠道都因依附于党政行政系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比如，中国的农民有八亿，却连个地方性的组织也没有。此外，在我国，“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115]。我国很多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途径由于受强势群体的影响和左右，也使广大民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丧失，社会各利益群体和阶层在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功能的发挥上还很有限，这势必会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我国目前的政治稳定局面。简言之，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阶层民主诉求的增强与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弱化、表达渠道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民主权利整合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四节价值多元与价值整合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使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产生了剧烈分化，呈现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执政党价值整合的难度。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的现状分析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大都来源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来源于他们所属的群体和环境，是社会环境、社会舆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教化和濡染的结果。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观念模式，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言论和行为，然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一旦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或者它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发生了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会随之而发生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逐渐出现分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不断趋于多元化，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一些同主流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大量涌现，造成多种价值观念彼此碰撞。价值观念多样化表现为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不断涌现、东方价值观念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群体价值观念与个体价值观念的冲突、功利价值观念与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等等。[116]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也乘机而入，被一些人所认同、所接受，这就势必会让一些人动摇与模糊了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减弱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滋生和助长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一些人在处理竞争与协作、个人与集体、索取与奉献、盈利与服务的关系上，越来越倾向于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注重自我利益，甚至为自我利益不择手段；传统价值观念中某些不合理的因素被一些人抛弃了，甚至一些核心价值观也几乎被忽略，他们的价值观念开始以市场准则为标准；奉献和牺牲精神几乎成了稀有的品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腐朽没落思想及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困难群体对社会产生抱怨、失望、抵触等消极情绪。“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也趋于务实化、功利化、多元化，务实与理性的政治文化意识逐渐成为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心态主流。”[117]由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不同，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趋向于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那些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异军突起的新兴企业家阶层和个体工商业者，则倾向于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强调效率和竞争；而在利益结构调整中相对受损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如部分工人和农民），则主张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念，强调人人均等和社会公平，等等。
综上所述，“价值观念多元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即一是空间上各种价值观念的无序分布；二是系统内各种价值观念的相互冲突和抵耗；三是表现形式上各价值主体内心的无所适从及价值取向的迷惘困惑；四是影响上导致价值共同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减弱，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118]因而执政党有必要从国家和社会层面重建全社会共同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新整合与凝聚社会力量，以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风气、以与时俱进的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二、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的原因探析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价值观念多元化是指一个社会系统中特定民族的社会关系、文化系统和观念意识形态的离散、混乱、分化、互解的状态。”[119]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提倡和发扬“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愿望”。当时，这种价值观念比较普遍地为广大民众所认可、所接受，这是一种集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那么，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原因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