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系辞上》日：
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这就是说，《易经》蕴涵宇宙大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从《易经》中获得有益启迪；但这需要我们以直觉思维去体悟《易经》大道。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求我们要有丰富的经验、准确的判断力和高度的悟性。
这并非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因此《易传·系辞》便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对《周易》大道能够心领神会，使之澄明，全在其人的高度悟性和德慧，若不是这样的大智贤达，易道不会凭空得以实行。
直觉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老子》的玄览静观，《庄子》的“心斋”、“坐忘”，《周易》的“神以知来”，《荀子》的“虚壹而静”，道教的“羽化登仙”，中国佛教的“明心见性”，宋明理学的“豁然贯通”等，都是中国古代直觉思维的思想结晶。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中华古人非凡的直觉智慧。
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直觉思维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和有效的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创造性思维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即使在现代科技研究中，直觉思维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得出著名的浮力定律，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看到茶壶盖被蒸汽掀动而发明蒸汽机，爱因斯坦以其“思想实验”建造起宏伟的相对论体系……这些都是直觉思维的结晶。20世纪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他认为科学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科学的普遍定律。美国著名科学家鲍林（L.Pauling）也指出：“直觉和想象在科学方法中有重大作用”，“许多科学家往往是靠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来发现的。”
《周易》及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虽然尚有较强的朴素性、直观性、模糊性、神秘性，与现代科学中的直觉思维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对我们仍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它最起码可以让我们了解直觉思维对于认识、把握世界的重要性、有效性，使我们懂得直觉思维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和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我们相信，中国古代的直觉思维一定会在今天科学技术方法的营养补充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五、类比思维与触类旁通
类比思维是以分类对比、依类外推的方法认识、把握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周易》的类比思维是与其直觉思维相对应的。
以直觉思维去认识一个井然有序、变幻无穷的宇宙，类比思维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认知方式。
类比思维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分类和类推。
《周易》认识到，这个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宇宙并不是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其中一个重要规律便是“方类聚，物以群分”。《易传·彖·睽》日：
万物睽而其事类也。
《易传·文言·乾》日：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周易》把宇宙万物按其类特性的不同分为阴阳两大类（两仪），太阴、少阴、少阳、太阳四大类（四象），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大类（八卦），乾、坤、屯、蒙、需、讼六十四卦显示的六十四小类及三百八十四爻显示的三百八十四小类。西汉焦赣在《易林》中更以六十四卦之六十四卦而得出四千零九十六小类。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易传·系辞下》还指出：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即是说，《周易》命名各类事物的名称看起来是小的，但它所象征的同类事物却是无数（大）的，而且各类事物名称虽然很复杂，但并不会相混杂。
由于《周易》是用分类的方式“以类万物之情”，表现客观现实的，因此我们在认识事物时的第一件事便是“类族辨物”，即以分类的方法辨清事物的性质，其依据是事物表现出来的内在类特性。在以分类方法认识事物之时，不能拘泥于《周易》本文提供的有限的事物、原则，而应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这样才能“范围无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天下一切事物尽收心底。这种“引而伸之”、触类旁通的认知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便要依赖直觉思维去进行。
我们以分类的方法认识、把握事物，是为了以已知的事物推知未知的事物，这便是类推，也就是《易传·系辞》所说的“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意思是说，《周易》包含了已往的丰富经验，并内蕴着精微的宇宙大道；我们在以《周易》推知未知事物之时，要善于充分发挥直觉思维，“当名辨物，正言断辞”，认真体悟《周易》与所测未知事物可比的内在特性，并结合一定的现实情境，进行合理适度的类推，从而准确把握未知事物，这便是类比思维的推理方式。
在《周易》中，类比思维在分类、类推时离不开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则表现为分类、类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周易》以至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特色。
类比思维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嫁接、移植，即把在一个学科领域中有效的方法、学说，移用于另一个学科领域。
它在现代科学研究中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有效方法。类比思维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只要我们注意以科学方法、认识为基础，了解事物之间的可比性，避免牵强附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的类比思维一定会促使我们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化成就。尤其在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大大加快，社会发展空前迅猛，现实情境变幻莫测，现代文明以令人不能喘息的速度拖着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在这种信息大爆炸时代，我们要想紧跟历史发展的潮流，显示乘风破浪的才华，而不被时代所淘汰，那就必须具备举一反三、闻一知干、触类旁通的本领，要善于在不同领域相差极大的知识、信息中找到其关节点，并以此为依据，对所需要的未知信息作准确推测。这是一种由类比思维培养起来的智慧，一种现代人不可缺少的生存智慧。
六、主体思维与人的全面发展
现代学者蒙培元指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则是主体思维”，它“同西方哲学以主客体相分相对立为特征的主体思维，性质有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因为是以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相统一为基本前提的。但是，不可认的是，它十分强调人的主体性。按照中国哲学的思维，客则即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统一需要主体的内在意识及其实践才能实现。人作为主体，不仅是万物的‘主宰’，能够与天地‘参’；而且是宇宙的中心，能够‘为天地立心’。它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但并不强调主观性。……中国哲而言，是围绕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展开的。在这一关系中，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它又表现为不同的逻辑层面。就其基本指向而言，它是自我反思型的内向思维，即收回到主体自身，过自我反思获得人生和世界的意义；就其基本定势而言，它是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即从内在的情感需要出发，通过意向活动，确立主体的存在原则；就其基本程式而言，它是主体实践型经验思维，即以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主体实践为根本途径；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它又是自我超越型的思维，即超越感性自我，实现主客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些不同的层面是互相联系的，不是各自独立的。”此说有其精到之处。这里就来简单分析一下《周易》的主体思维。
《周易》的“三才之道”鲜明地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它同时也含有“人”在“天、地、人”“三才”中居于中心地位之意，这是由于“人”不是一种类似于草木土石的一般存在，而是一种具有天赋主体性的特殊存在。正是这种天赋的主体性，使“人”成为宇宙的中心。但是，《周易》并不主张一味向外探求，以达征服自然之目的，而是一再强调人要常常“反身修德”、“恐惧修省”，要及时“进德修业”，永远“崇德广业”。这种反复强调自我反省、极端重视道德修养的致思理路，无疑是明显的“自我反思型的内向思维”。
《周易》是一部运用直觉思维相当典型的作品，不仅《周易》本身是一部主要以直觉思维创作的巨帙，即《易传·系辞下》所说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且《周易》在运用时也须以直觉思维才能进行。而直觉思维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偶然性、突发性等特征，故《易传·系辞》说：“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也就是说，对《周易》大道能够心领神会，并使之在现实情境中澄明，决定于其人的高度悟性和德慧，若不是这样的贤才明哲，易道不会凭空得以实行。这是在强调入的直觉体验，而人在直觉体验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从内在情感需要出发去考虑问题，带有强烈的意向性特征。此即《周易》的“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
在中国哲学典籍中，《周易》的实践品格还是相当突出的。
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周易》是中华古人通过仰观俯察、模拟天地万物而创作的一部典籍，是华夏先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的结晶，是他们探求“天地之道”之成果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周易》（尤其《易传》）更是中华古人长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主体实践经验（可比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历史结晶，是“天地之道”内化于主体而成为“性命之理”的伟大成果。随着中国文化主流对主体道德践履的不断倡导，《周易》的主体实践品格被目益加强，并成为这一主流的强劲支流。在《周易》中，道德、仁义、忠信、敬慎等伦理词汇经常出现，道德被一再强调，人事吉凶也依道德水平而变化，道德品质高，虽“凶”可转吉；道德品质差，则虽“吉”而实凶。正如北宋大哲张载所指出的：“《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因而《周易》不厌其烦地劝戒人要时常“反身修德”，及时“进德修业”，认为只要品德高了，就会万事大吉。《周易》的社会实践品格被日益削弱，而其主体道德实践品格被不断增强这就是《周易》的“主体实践型经验思维”。
《周易》强调人要不断“反身修德”，永远“崇德广业”，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高明的理想人格，即“大人”。《易传·文言·乾》日：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是一种“穷神知化德之盛”的至上道德表征，一种“范围弊。这便是《周易》超越感性自我，完成天人合一的“自我超越型形上思维”。
总之，人是《周易》的唯一中心和主题，《周易》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了加强人的道德修养意识，为了超越人的有限存在，为了实现人的现想境界。此即《周易》的主体思维，它是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过分强调了人改造主观世界的一面，而对改造客观世界则大大忽略了，这是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片面强调这种理论，也会造就出一批精神道德上的巨人，物质文明上的侏儒。几千年封建社会人才的畸形发展已经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凌辱，它只能使人们“平时高谈性与理，临危一死报君王”；使人们在受外国列强欺侮时捶胸顿足，唉声叹气，至多发发牢骚，愤愤不平，甚至以身殉国，壮烈牺牲；使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漫漫无期的死亡线上可怜地挣扎，这种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人是由形体和精神两个同等重要的部分构成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同时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者不可偏废。近年来，我国人民的全面发展观念在日益增强，并已付诸实践。这从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逐渐丰富上，从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从小就能得到全面的培养上，从我们的身边不断涌现的高层次的审美文化现象中，从各种文化辅导班、培训班热火朝天的喜人景象上，我们都能看出来。而作为一个国家，则需要大力学习西方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文明成就，以补中国物质文明之先天不足，这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场伟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