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则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的《圣经》中由人类的“救世主”耶稣较早地向人类提出了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他的灵魂（或译生命），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回灵魂呢？”
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较早明确提出“回到自然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19世纪中叶，伟大的人类思想导师马克思又从经济学、哲学的高度深入地分析了人的异化劳动，集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负面性质。他喷怒地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给劳动者生产了愚钝、痴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窒息人的文明的瘴气所污染。他不能塌塌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污秽，这人的堕落、腐化的标志，这文明的阴沟，成了劳动者的生活要素。违反自然的满目疮痍，日益败坏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入的形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形式存在，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形式存在。”而异化劳动以及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论述的拜物教，实质上都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形式。人的本质的异化则是文明对人性戕害的结果。正是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上，马克思显示了超凡的洞察力和强烈的革命性。不仅如此，马克思更为人类指明了彻底扬弃异化、人能全面自由发展的美好理想——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赋予这种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以极其现实的实践品格，使其成为可望而又可即的人的世界，这正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和空前创造。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包含的精湛的文化批判维度，随着文明的演进而日益凸显，并使之成为20世纪发达工业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G.Imkacs，1885～1971）于1923年又开始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论。他从现代理}生化时代中人的几种物化形式（如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原子化等）出发，展开了对技术理性等异己文化力量的批判。
在西方文化精神于20世纪初左右开始遭遇严峻文化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主要以马克思和卢卡奇为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激烈而鲜明的文化批判理论。它以发达工业社会日益猖獗的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为主要对象，以霍克海默（M.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尔诺（T.w.Adorno，1903～1969）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H.Marcuse，1898～1979）的“单向度的人”和哈贝马斯（J.Habermas）关于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等为主要成果，在反抗文明异化方面有其一定的功绩。
马克思的同胞、那位异常敏感的哲学大师尼采则激烈地抨击了现代文明对健全人性的摧残。他在其处女作《悲剧的诞生》（1870～1871）中即已指出：由于悲剧精神的沦亡，现代人已经远离了人生的根本，贪得无厌、饥不择食的求知欲和世俗化恰恰暴露了内在的贫乏空虚、无聊孤寂。在《瓦格纳在拜洛伊特》（1875～1876）中，他进一步批判道：现代文化的要害在于其内在的贫乏和枯竭，这具体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方面，现代人用光怪陆离的昔日文化碎片掩饰自己本质的贫乏和枯竭，从而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好像是“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因此，“现代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假象”，现代文化成“隐藏自己的做戏艺术”。另一方面，现代入因为枯竭麻木而追求刺激，艺术因而成了制造人为亢奋的重要手段，艺术家“率领浩浩荡荡的激情，如同率领着狂吠的狗群，按照现代人的要求放开它们，让它们向现代人扑去”。他又提出，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生命本能的衰竭，即所谓“颓废”，这种“现代衰弱症”表为现代人生活得极其忙碌，神经麻木，精疲力竭，无聊空虚。
又一位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一光明景象中，敏锐地看出了现代科技的巨大潜在危险。在1935年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他已经让大地（地球）奋起抗争，反对人对它的一味征服和摧残毁灭。在1936至1938年的要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中心论，并提出了“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的著名论点，希望人类不要对自然一味征服，而要注意维护自然的完美洁净。
以上是思想界对文化异化的反思与批判。科学界也有一些类似的成果。188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1834～1919）创立了生态学，把人与生存环境看作是一个有密切联系的整体，开始提醒人们要爱护大自然。
1933年，美国生态学家、现代环境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A.L，eopold，1886—1948）发表了著名论文《大地伦理学》，试图创立一门维护大自然整体和谐及完美秩序的大地伦理学。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懂得（我希望懂得），征服者的任务最终是征服自己”，“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1949年，美国学者w.福格特在其《生存之路》一书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强调指出人类要维护和恢复生态平衡，为争取明天的生存而斗争。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如果说，在此之前，“拯救地球”、“保护人类”还是少数思想家们的超前意识或“神经过敏”，那么，从此开始，由于生态失衡的日益严重和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生存遭到严峻威胁，这就使得“保护环境”、“拯救人类”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观念、迫切需要和现实主题。因此，发挥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周易》中的天人协调思想，唤起全人类牢固树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主体意识，以保护人类良好的生存环境，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时代课题了。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R.Carson，1907～1964）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ing）。书中详细描述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即往日春暖花开、莺歌燕舞的大好春光为一片荒凉沉闷、万籁俱寂的“春天”所取代。这使人们从往日现代科技的虚幻迷梦中警醒，意识到维护一个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从此促使人类开始对环境问题给予极大关注，环境意识开始日益深入人心。
由西方发达国家的三十多名知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于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也是第一个）的一系列有关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揭示了人类面临问题的严重性，指出“人类处在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第二个研究报告题目），主张人类应采取零增长经济发展战略（有人称之为世界末日模型），以达到“世界系统有机增长”的目的。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沃德（B.Ward）和美国生物学家杜博斯（R.Dubes）等写出《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呼吁全人类保护地球环境。美国学者埃伦费尔德（D.Ehrenfeld）严厉批评了人道主义（即人类沙文主义）的夜郎自大（the arrogance of hu-manism），认为人类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就必须“超越人道主义”这一“我们时代的主导宗教”。1981年，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奇（A.Peccei）发表《世界的未来》（罗马俱乐部第十一个研究报告）。他提出，为了回应人类当前处境的严峻挑战，人类应进行一场真正的“人类革命”，建立起“与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人道主义”。
在《增长的极限》于1972年发表后不久，阿姆斯特丹就现了波拉克所著的《反对罗马俱乐部》。1976年，美国赫德森究所的卡恩、布朗和马特尔三人发表了《下一个两百年：关于美国和世界的远景描述》的报告，几乎逐条驳斥了《增长的极限》形成了以后关于人类处境及未来的乐观派与悲观派的尖锐对峙。
1981年，美国学者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也对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的悲观论点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了没有极限的增长路。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并没能否认卡逊及罗马俱乐部提出的赣问题的严重性、深刻性和紧迫性，更没能否定掉事实上存在的自然极限。今天，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并没能变得比罗马俱乐部在二十多年前的预言更好。这铁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罗马俱乐“部有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此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1899一1975）在《人类与大地母亲》 （Mankind and Mother Eanh）及《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发出人类要全力拯救大地母亲的呼声。
奥地利物理学家卡普拉提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
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以此警醒人类要爱护自然，爱护我们的家园。英国科学家拉塞尔（P-RuseU）认为，把英国学者罗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和米勒的《生命系统》中的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从科学上把地球理解为一个活的生命有机体，从而使人类能够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地球，珍视一切生灵。美国环境哲学家、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罗尔斯顿（H.Rolston）则倡导“专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的“新伦理学”。中国学者也在努力建立环境伦理学，呼吁人类“走出人类中心论”，“走向完善的生态智慧”。
在这人类悬崖勒马，以其裁成辅相的主体智慧回应全球问题的严重挑战的丰硕成果中，“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无疑是独具魅力、备受青睐的一颗硕果。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在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上被正式提出。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L R.布朗在其专著中倡导“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G.H.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标志着一种适应时代紧迫要求的新发展观正在迅速兴起。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有183个国家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其中还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阐述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40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120个实施项目，以推动当今人类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环境的有限负荷相适应，从而保证人类获得最大限度的整体利益，并拥有更加理想的生存环境。《21世纪议程》因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划时代文件，成为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重要里程碑。从此，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乃至全人类思想观念中的主导思潮，因为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11993年，中国政府为响应联合国《21世纪议程》，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表明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坚定选择。
其中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996年3月，中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15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推进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今，在新世纪，中国正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传播和迅速获得全球认可，无疑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和广博的理论基础。其现实根源便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对人类构成了日益严峻的生存威胁。其理论基础则有《老子》、《庄子》、《圣经》以及卢梭、马克思、尼采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海克尔、莱奥波尔德、卡逊、罗马俱乐部、汤因比等人的思想学说。
以上我们了解了《周易》以外的人类对生存挑战回应的一些大哲的闪光思想中去寻找启迪和智慧，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