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6日至1945年9月9日，日共中央代表冈野进在延安。以1943年5月31日为界，他的真实身份，在此以前是不公开的。
冈野进在延安五年半时间，帮助和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军工作，教育和训练日本俘虏，很有成效，尤其是由他创建和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冈野进秘密到达延安
冈野进，原名野坂参三（野坂铁），日本山口县人，189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小商人家庭。靠他哥哥的资助，1917年毕业于庆应大学。
毕业后，赴英国调查工人运动，并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他是首批加入者之一。因参加英国共产党的活动，被驱逐出境，转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同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片山潜（1859—1933）晤谈。1922年回国，参与创建日本共产党。在以后的四五年中，他被日本反动政府逮捕不下10余次；至1930年为止，他经过的牢狱生活有4年之久。在日本共产党内，历任党纲起草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由日共中央派往莫斯科，任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与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日本形势与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1932年），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用的名字是冈野进。他非常关心日本的革命事业，实际上在莫斯科的时间并不长，一直在靠近日本周围的各地跑来跑去，从那里对日本国内进行种种工作，同时也寻找秘密进入日本的各种机会。
1939年年底，他回国的要求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在如何回国的路线上颇费踌躇。冈野进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从什么地方回去，如何回去，这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日本官方的戒备越来越严密，过去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中国的港口返回日本。但是，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都因为离开中国多年，几乎不知道国内的最近情况。”此时，正遇在莫斯科治疗右胳膊受伤的周恩来和其他几位中国同志即将回国，“我欢喜得真是要跳起来。于是我就同他们见面，打听情况。他们当然也没有把握，不过他们说不管怎样要到延安去总是可以的吧。”冈野进说：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商量之后，“他也完全同意这个做法，并且为促成这种事给了我种种帮助。”①
1940年2月25日，冈野进随周恩来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赴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同行的有：邓颖超、任弼时、陈琮英、蔡畅、陈郁、师哲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由于当时冈野进和阿里阿罕的身份是秘密的，而他们两人又都能讲英语，一路上，冈野进伪装成在日本或菲律宾长大的华侨、阿里阿罕伪装成在南洋长大的华侨，作为周恩来一家的佣人，由阿拉木图乘飞机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抵兰州，然后由兰州改乘汽车经西安，于3月26日上午抵达延安。当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集会。4月5日《新中华报》作了详尽的报道，报道了被欢迎者的姓名和讲话内容。现在我们翻阅这张报纸，却根本找不到冈野进和阿里阿罕的名字。他们怎么一下子“蒸发”了呢？冈野进说：“我们为了不引人注意，被带到会场的角落里，席地而坐。这时太阳开始落山。”“集会结束，当时太阳已经全落下来了，周围一片黑暗。听众悄悄地散去，好像谁都没特别发现我们的存在。”②冈野进回忆到达延安的当天在毛泽东的住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情况时说：“他同我们这一行人的领队同志紧紧地握手，用中国话打招呼……他不知道在这一行人里面还有两个外国人。虽然在看到我时觉得面生，但仍然同我热情地握手。这时在他身后的康生（政治局委员）认出了我，于是就喊着‘塔瓦利什欧卡诺’（俄语‘冈野同志’）跑了过来。他拥抱着我说：‘欢迎！欢迎！’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来。康生在莫斯科时曾一度同我在一起工作过。”“毛泽东看到我同康生用俄语相互倾诉重逢之际的喜悦心情时，他立刻知道了我是日本的共产党人。于是他再一次走到我的面前来一面用中国话说‘日本同志’，一面再次同我握手。这就是我同毛泽东的最初的会见。”此后，冈野进和阿里阿罕仍然处于被保密的状态之中，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有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知道。他们都改用中文名字，冈野进改名为林哲，阿里阿罕改名为王大才。
①野坂参三：《延安回忆》，《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8页。
②野坂参三：《延安回忆》、《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1页。
到了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的精心关照，为他配了翻译、警卫员和勤务员，住处安排在枣园即康生领导的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所在地。
那里比较隐蔽，但是他急于回国从事革命的愿望却一时很难实现。如果从延安出发，秘密进入中国的港口天津或上海再去日本，由于沿途处于日军占领之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说严重一点，如果采取硬干的办法，那只能是白白地送死；还多方设想了其他办法，结论也都是不可能，冈野进很是焦虑。大约一个月后，周恩来和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前来看望他，告诉他目前回国还没有办法，向他转达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为了同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希望他能够留在延安，帮助做些重要事情，主要是：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那时总政治部已经有一个日本问题研究室（会），由在日本留学过的同志在那里做研究工作，但是成绩并不十分突出。二、对前线的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三、亲自抓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周、王和他的这次交谈，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冈野进后来回忆说：“同周恩来和王稼祥作了广泛讨论之后，过去那种烦闷不安的心情渐渐消失，感觉立刻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充满了新的希望。我以略微兴奋的心情接受了二人的建议。他们两人听到我的回答非常高兴。”“关于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问题处理，决定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责。具体问题处理，决定由总政治部所属的对敌工作部（简称敌工部）负责。”他又说：“自那以后，自离莫斯科以来一直保持联系的周恩来与我之间的接触打上了终止符，几乎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后来的工作是由王稼祥完成的。”①
既然承担了指导和帮助对日军的政治工作，冈野进为了工作方便，提出把他的住处由枣园搬到了王家坪八路军政治部所在地，很快得到了王稼祥的同意。刚刚调任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的王学文一家，也搬到王家坪来做他的邻居。由于冈野进的身份是秘密的，一切工作都以王学文的名义并且经他的手进行。冈野进回忆说：对他的待遇同中共中央委员一样，在物质条件很困难的延安算是“最高级”的了。
他说：“政治部主任的住宅在总部隔河对岸的一座山上。从他的窑洞起沿着山有大约十五个军人宿舍（窑洞）。他们决定让这里的军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把全部窑洞提供给我使用。”②冈野进的主要活动由于冈野进的身份是秘密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其他干部则概不知道，就连同他相处有了一段时间的日本友人也仍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此，他所做的工作、所从事的活动，当然也是默默无闻的。根据有关史料的披露，在真实身份没有公开前，冈野进以林哲的化名，担任八路军敌军工作部顾问。他的主要活动有：
①野坂参三：《去延安》，韩凤琴译，《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②野坂参三：《延安回忆》，《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6页。
指导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日本问题研究会虽然是在他到来以前成立的，也开展了一些活动，但他到延安后，由于他的参与和指导，敌军工作部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大大加强了，层次也提高了。他向八路军政治部建议，必须从北平、太原弄到日本最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以及其他资料，还有必要收听日本的广播。“对于这些事情，政治部主任作了很大的努力。”林哲每次参加日本问题研究会讨论时的发言，见解精辟，水平非常之高。即使在延安的日本问题专家都望尘莫及。不少当年参加过讨论会、听到林哲发言的人，都感到受益匪浅。在总政治部主办的《敌国汇报》（中文刊物）创刊号上发表了冈野进的《日本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他在莫斯科写出初稿，到延安后于4月间定稿的，由王学文译成中文，发表时则没有署名。这篇文章一发表，在延安的有识之士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从抗战3年来，像这样系统地评述日本国内的形势、国民的生活情况和国民的情绪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反战斗争的情况的文章，过去还没有看到过。在延安，谁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干部中感到很惊讶，有人还到敌工部去打听：“谁写的？”敌工部当时只好回答：“是王学文写的”。冈野进于1940年10月27日所写的《“大政翼赞运动”是什么——关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也发表在《敌国汇报》上。所谓“大政翼赞”，指的是辅佐国家大政的意思。
文章指出，第二次近卫内阁一成立，对外政策朝着亲德、亲意的方向急转弯，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迅速地采用了德、意的法西斯体制。文章分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点、近卫内阁成立“大政翼赞会”的实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中心势力是军部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个月，1941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东条内阁的动向》，也是由冈野进撰写的。文章指出，日本统治阶级矛盾达到了爆发点，促使近卫内阁宣告崩溃，代之以东条内阁。东条内阁的总理大臣不仅是现役军人，同时并兼任陆军大臣与内务大臣，这样的事在日本历史上是罕见的。东条内阁的构成表明，各大臣都要忠实地、敏捷地执行东条的命令和东条一人独裁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