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听不懂你的话。”老弓笑着说，“再说，外国人也不叫媳妇，叫夫人。”
李四爷对二嫂说：“老弓是什么人，还用你多问。你也不问问人家吃饭没有？”
“那还用问，一清早从山林里钻出来，哪里去吃饭？”二嫂挽起衣袖说，“我这就来烧火做饭！”
“别忙了。有现成的先填填肚子！”老弓说，“我们要睡一觉，劳二嫂大驾，下一趟湖，捞几条鱼来，晚上烧一烧，今天带来一个特殊的客人！”
二嫂爽快地说：“有现成的！”转身就从锅里捡来一盆山芋。游击队一行一人吃了几个，怀抱着枪，背靠着背就打起呼噜来。
二嫂让飞行员睡到自己床上。飞行员一夜没睡觉，脚也跑直了，倒上床便睡着了，一觉睡到太阳平西，才醒过来。
下午5点多钟，二嫂将晚间的饭菜做好了！桌上摆的，全是鱼身上的东西，有红烧鲤鱼，清烹鲑鱼，烩鱼头，煎鱼尾，煮鱼子，还有河虾，六七大碗。
二嫂说：“今天不叫你们吃荤，也不让你们见一点儿肉星，全让你们吃一餐河鲜席。”
飞行员一见，惊呼起来，呱啦呱啦说了一堆话。后来才知道，他是说：
“像是用什么魔术变出来这些美味食物似的。”
老弓笑着说：“二嫂，我们从你这里过往无数次了，从未见你拿出这样好手艺来，也没有尝过这么多的鲜味！”
二嫂朝飞行员努努嘴，笑笑说：“哎哟！老弓呀，不是你说的来了客人，叫我做点好菜，我可不敢怠慢呀！”
游击队员肚子饿得咕咕叫，见有了好吃的，顾不得同二嫂去磨牙，一个个狼吞虎咽起来。
吃过晚饭，这一行人又上路了。
太阳落山了，天上现出一片片华丽的彩云，把湖水映得一片迷蒙。
一群群水鸟，飞进芦苇丛里，飞进紧靠湖边的山林里，鸟儿归巢栖息了。鸟儿在自由的土地上恬静地生活着。
经过三个白日歇宿，四个夜晚赶路，沿江游击队于8月4日，将美国飞行员护送到坐落在无为县三水涧的新四军第七师司令部。
三水涧，位于无为县西北部山区，是银屏山、燕子山、响山山谷里流淌下来的三条溪水的结合部。村子里，常年流水潺潺，树木葱茏，僻静而又清秀。
美国飞行员到达新四军七师后，师政治部从团结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出发，友好地进行了接待。随即，七师政委曾希圣出面接见。
七师政治部干部，陪同飞行员，穿过一片翠绿的竹林，走进一户农家的庭院。院子里栽了10余株梨树，梨树虽然并不高大，但都已挂果了，一看就知道是采取了新式的嫁接法。
进入室内，气氛显然不同了。这里有电话，有电台，电话铃声“叮铃铃”地响着，电台也“嘀滴哒哒”地响个不停。一些身穿灰布军衣的军人，出出进进，一派紧张忙碌的气象。
飞行员被领进一个会客间。会客间房子高大、宽阔，有桌椅，还有茶几、茶几上面摆有洁净的茶具。
一名年轻的战士，端了一杯茶放在飞行员面前。飞行员端起茶，刚喝两口，听到房子里有低沉的脚步声，他意识到会见他的人到了。
他轻轻放下茶杯，见来人中等个头，身体微胖，步伐稳健，身穿一套灰色布衣布裤，脚步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高倍的近视眼镜片，遮不住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上有一条条垂直的皱纹，下额的线条刚劲坚毅，令人感到他的军人气质。
他，就是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
飞行员见曾希圣走进会客室，礼貌地站了起来，曾希圣见了飞行员，和蔼地招招手，让他坐下，自己同时在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他坐得很稳健，如同磐石一样。
曾希圣，1904年出生在湖南省资兴县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着特殊贡献的人。曾希圣有个本领，只要收到敌台的三四次电报，就能将这个敌台的密码破译出来。
红军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局局长时，以破译敌人密电而为红军长征出奇制胜，屡立大功。抗日战争开始，曾希圣奉中共中央指示，到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秋，国民党政府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竟然要坚持皖南抗战卓有功勋的新四军部队撤到江北去。为了表示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作出了极大让步，让新四军皖南部队按期撤出皖南。10月，曾希圣奉新四军军部指派，带了一批干部和一部电台，从皖南泾县云岭军部出发，渡过长江，到达江北无为县，做接应皖南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撤过江的准备工作。不料，蒋介石竞不顾民族大义，调动了8个师共8万余人的兵力，于茂林地区围攻正在北撤途中的新四军，9000抗日健儿大部惨遭杀害和被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曾希圣得到皖南事变消息后，心里十分悲痛。但他知道这支部队的成员，大多是红军游击健儿，有死里逃生的本领，便将原来征集的接应部队过江的船只，分散隐蔽在长江南岸的洲头和江边的芦苇丛里，接应了一大批从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捕杀中突围出来的部队和伤员。
尔后，由这批突围人员和原江北游击纵队为骨干，组成了新四军第七师，曾希圣任第七师政委兼皖江军区政委。
曾希圣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有高度事业心的新四军将领，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开新局面。新四军成立后，他认真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和朋友，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来到皖江地区，充分施展了他的情报工作才能，巧妙地打击日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开辟了一块东起江浦、当涂，西到安庆、彭泽，北临滁河、合肥，南抵皖南宣城、铜陵，东西长250余公里，南北宽150余公里，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含和县、皖南、沿江、巢湖等四个有战斗力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抗日部队达到了3万余人。
曾希圣对国内外朋友来皖江根据地，总是热情接待。他邀请过美国著名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来皖江采访过。美国飞行员被皖江游击队营救送到师部，他同样指示师政治部友好接待，并抽出时间接见。
曾希圣虽然态度温和，飞行员不知底细，而且对新四军怀有许多疑虑，不安地坐在那里。
师政治部派参议室工作人员王敬之做翻译。
王敬之是一位热情奔放、好动情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见这位远离家乡来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国青年，满身尘土，神情惶惶地坐在那里，不由产生了同情心，马上和他打招呼：
“喂！早上好，你怎么样？”
“谢谢你，很好！”
这时，飞行员的神色为之一变，脸上的惶恐开始为笑容所代替。
似乎一下解除了连日来语言不通的苦闷和烦恼，眼里放射出几丝愉快的光芒。
“你叫什么名字？”王敬之握住飞行员的手亲切地问道。
“我叫约翰！美国空军中尉！”
王敬之向约翰介绍了曾希圣政委，又说了自己的名字，是来给曾政委做翻译的。
约翰眼里闪烁着喜悦的泪花，泪水浸湿了他那长长的睫毛。他搓揉着双手，双脚“咔”地一声立正，向曾政委行了一个军礼！
王敬之告诉约翰，他现在来到的地点是新四军第七师的司令部。
七师是坚持在敌后，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部队。这里的一切，是由曾政委作出决定，然后执行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曾政委会帮助解决的！
约翰首先向曾政委表示感谢，感谢他的部下对他的营救，感谢他管辖的许多地方的农民对他的款待。他说他和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将永远铭记在他心中。他将为这友谊更好地作战，早日打垮日本侵略军。
约翰问曾政委：在敌人机场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他的那支部队，是什么部队？为什么那么巧妙地相遇了？
曾希圣告诉约翰：“那是我们第七师下面的沿江支队派出的游击队，是在敌人机场附近执行任务，包括随时营救遇险的盟军。”
约翰听了十分惊奇。他难以想象，虽然是在敌人占领的地方，甚至就在敌人机场附近，他们却能安全地转移和行动。如果他早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对日本人的打击将会放心大胆得多，那将像在自己家打击敌人，不会有什么顾虑了。
停了停，约翰毫不隐讳自己的疑虑，说：
“听说新四军是反政府的，早已不存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曾希圣没有责怪美国人的不恭，倒觉得这位年轻人坦诚得可爱，耐心解释道：“我们新四军和活跃在华北敌人后方的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是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战争，在敌人后方，诸如上海、南京周围、苏南、苏北、浙江、皖北广大敌后，都有我们的新四军部队，都在打击和消灭日本侵略者。”
说到这里，曾希圣愤慨地把手一扬说：“但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却蓄意要消灭这支坚持抗日的武装，在1941年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的军部和皖南部队，要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断绝新四军的供应，给新四军抗日救亡工作制造种种困难，从武装进攻到派遣特务阴谋破坏，还在对外宣传上，对新四军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诋毁。因此，使得盟军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
听了曾希圣的解释，约翰心里愤愤不平，对新四军在如此困难情况下仍然坚持抗战更加钦佩。他要求尽快让他返回自己的部队去。
曾希圣答应了约翰的要求，说需要向延安作个汇报。
约翰请求曾政委能否与附近国民党军联系，由他们把自己送回美军的航空大队。
曾希圣点点头说：“我们是要把你送交国民党的军队，再由他们转送。但国民党军的情况刚才我已向你说了。我们必须先向延安总部报告，由美军派驻延安的联络组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安排你回美军航空队的路线。这样，你的安全才有保障。”
约翰不住地点头，对曾政委这样安排表示理解。
曾希圣让约翰趁这个机会，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治疗脚伤，也可以到根据地的各地参观。
约翰的要求得到满足，起身告辞。曾希圣送出门外，握住约翰的手说：祝你休息好！
四
正午，一道道强烈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木，射向溪水里，山溪闪烁着半明半暗的波光。
王敬之陪同约翰走过小溪上的木桥，来到一座高大的祠堂前。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的医院就设在这里。
医院已进入午睡时间，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声。房椽上落了一群鸽子“咯答儿咕”，“咯答儿咕”地叫着。见有人走进来，忽儿一下子起了翅，打头的鸽子带着两只风笛，在蓝色的天上呜呜地响着。
啊，这是和平的天使！
医院已接到通知，知道美国飞行员约翰要来治疗。听见脚步声，卫生部长李兰炎走了出来，热情地伸出手，向约翰表示欢迎。
李兰炎将约翰带进一个单间房子里。这间房子，是专为约翰安排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洁的桌椅床铺，整洁雪白的被褥，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很不错了。
王敬之向李兰炎简单介绍了情况，转过身向约翰告别。
约翰害怕又要用手势打哑谜地过日子，又有点不安了，紧紧抓住王敬之的手不放。
王敬之笑了笑，告诉约翰：“医院里会说英语的人很多，除了李兰炎部长外，还有从上海来到这里的巴斯德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员。此外，从沦陷区里来到抗日根据地的许多知识青年，不仅有高度的爱国热情，而且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他们一定会很好地帮助你，你在这里的生活一定过得很愉快。”
约翰听罢，才满面堆笑地放开王敬之的手。
医院为约翰做了体格检查。李兰炎原来是医务主任，医术高明，他亲自主持体检。经检查，约翰并没有内伤，只是在跳伞着陆时脚给扭伤了，加之连日来夜晚在山间赶路，双脚满是水泡，个别地方已经有脓血。医务人员为约翰挑破了水泡，外用红汞、碘酒。口服的消炎药品，在这里十分紧张，病员发生一般的炎症，医院是不用消炎药的，但却破例地给约翰用了。
经过治疗，约翰双脚的溃烂处渐渐好了，但一时难以消肿，原来的鞋子不能穿，一时找不到合适尺码的鞋子，无法下地行走，只好躺在床上。
约翰十分焦急。
李兰炎部长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在医院帮助伤病员洗绷带，洗衣服，照料和看护重伤员的妇抗会，要她们为约翰做一双合脚的鞋子。
做军鞋，是妇抗会的光荣使命。当时新四军指战员穿的鞋子，大多是由妇抗会组织妇女做的。她们的热情非常高，常常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纳鞋底，有时连夜赶制。她们做的鞋特别好，为了使战士们穿起来跟脚，鞋上都安有绊子。有的在脚底上还绣有一朵红花或几个字，表达对抗战胜利的殷切希望，对战士们的深厚情感。
妇救会把为约翰做鞋当作一项很光荣的事，当天就派田大娘为约翰量尺码。田大娘见约翰双脚肿得老大，量着量着，心一酸，泪水就落了下来。
这天晚上，田大娘一夜未合眼，在一盏微弱的豆油灯下，粘鞋帮，纳鞋底，她的儿媳也在一旁做她的帮手。
善良、纯朴、仁慈的田大娘，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眯缝着昏花的眼睛，一针针，一线线，默默地赶做这双鞋。
夜深人静。听得见山岗下小河湍急的流水声，听得见河边草丛中水鸟惊飞的呜叫声，听得见青蛙十分喧闹的鼓噪声……这些响声，都没有扰乱一位中国母亲的慈心。她的脑际总是萦回那个不满20岁，唇上的胡须还是金黄茸毛的孩子，他是为正义而战来到中国的，为了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负了伤。他的妈妈呢？他的爸爸呢？他有妻室吗？有兄弟姐妹吗？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知道他在中国抗日的战场上负伤了吗？想到这里，田大娘意识到现在中国与同盟国已经有了共同的命运，共同在一起战斗，并肩站在一起。
田大娘以一位中国母亲的襟怀，寄托了异国母亲对远离她的孩子的疼爱，似乎觉得以此才能安抚孩子母亲的一颗空悬着的心。
一针针，一线线，编织着善良，编织着情谊，编织着水晶般的心，编织着如泣如诉的歌。
双手纳鞋到夜深，
纳了一针又一针。
针针线线是心意，
中关友谊情更深。
鸡叫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