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论述技术变革的经济史短文不可避免地包括时间、人物和地点。就其本质而言，叙述技术创造力时需要引用以下事项：谁首先提出某个想法，谁做出了关键的使这一思想起作用所必需的修正和改进。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史学家并没有奉行这种历史观。如同大卫（David，1987）所提到的，难道技术不过是从大量的无名氏所带来的渐增的、几乎觉察不到的变化而持续不断地积累起来的吗？有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几乎所有的发明都包含了这种“技术堆积”（琼斯所提出的术语，Jones，1981，p.68）。“技术堆积”主要包括匿名的、细小的、累进的改进（Rosenbeg，1982，pp.62—70）。在英雄式发明的理论当中，所有的改进都归功于个别天才，堆积式理论则与之相对立，其影响有充分根据。但是，在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对于至关重要的少数人的重大发明给予过少的荣誉，这难道不是可能的吗？有些发明，例如印刷机、风车以及重力钟，同技术进步的渐进式模型的一般性是背道而驰的。过去存在着而且可能将永远存在着重大的、不连贯的技术变革，这些变革对这个世界来了个彻底清洗，而且快速获得新鲜事物并加以仿效。诚然，现代研究已经表明，大多数成本的节约是通过细小的、无形的、累积的改进实现的。但何处得到了改进呢？实质上，每一个主要发明都伴随着一个学习过程，在学习过程中，使用了新技术的产品的成本下降了。不过为了使这些成本降低，首先必须发明新鲜事物。一个体重150磅的成年人自降生以来体重增加了95％，这难道就意味着上述概念不重要吗？
累积式小发明在生产力的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讨论较小发明和主要技术突破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对技术史和现代进化史做个类比或许是有益的。我将在第11章继续探讨这种类比。有些生物学家区分了小突变和大突变，他们认为，小突变就是一个现存物种当中的小变化，这些小突变逐渐地改变了该物种的特性；而大突变则形成新的物种。二者之间的区别可以为我们的宗旨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由此，我把小发明定义为以渐进式的小步幅对正在使用的既有技术加以改进、改造和流水化，以减少成本、改善外观和功能，增强耐用性，以及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要求；另一方面，大发明是这样一些发明，在发明过程中，一个根本性的新思想在没有明显先例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凭空（ab nihi—lo）出现的。纯粹就数量而言，小发明要多得多，它们对生产力中的大多数促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是在技术史中，大发明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技术进步的本质特征是，大发明和小发明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如果没有随后的小发明，大多数大发明的结局将不过是孤芳自赏的珍本。实际上，在有些历史场合，那些对发明进行改进使之成型的人比促成新突破的发明者得到了更多的荣誉。蒸汽机、充气轮胎以及自行车等就是如此。但是，如果没有新的、根本性的启动，那么，对现存技术连续不断地进行改进和琢磨的进程就会陷入螺旋式递减的境地，最终将逐渐消失。运用标准经济学概念，小发明大致还是可以理解的。小发明来自探索和创造性的努力，对价格和动机作出响应。干中学和用中学促进了经济效率，并与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变量相互关联。另一方面，大发明似乎不遵守显而易见的规律，不一定对动机作出响应，而且公然违背把它们同外部经济变量联系起来的大多数尝试。许多大发明源于才华和运气的多次进发。因此，技术史仍具有无法解释的成分，这是难以用纯粹的经济学术语解释的。换言之，运气和灵感是重要的，发明具有个体差异。有些学者对个人的重要性抱有怀疑态度，他们常常依赖于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公理：一个发明不是由甲就是由乙做出的，这个结论是从同时出现的大量发明推断而来的。尽管这个规律适用于某些发明（包括电话机和白炽灯），但是对于其他数十个重要的发明是不适用的。
如果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个过于简化的确定性观点认为，不论结果是供给和需求，还是阶级斗争，它们都是由比个体更为强大的势力冷酷无情地塑造的，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技术的经济史。重大突破是否比零敲碎打式的改进更重要呢？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是将军还是士兵打赢了战争。在战争史上，我们运用速记来记录，例如“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击败了普鲁士人”，这种说法并没有暗示，拿破仑独自一人击败了全部敌军。同样，我们可以说某项发明发生于此时或彼时，这种说法也没有暗示，生产力的提高由于得自某项发明就把全部功劳功归于这项发明的个人。围绕不连续的事件组织描述是有益的。
对小发明和大发明进行区分是有用的，这是因为，正如技术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在本著作中，使用“第一次”这个词是要冒风险的。许多技术突破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起始于某个结果被普遍认作“发明”以前，而且几乎所有的大发明都需要后续的改进以便使它们有效和实用。可是，在大量的情况下，一两个可以确认的突破性结果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些突破，技术进步终将归于失败。乌舍尔（usher，1954，p.64）强调“洞察艺术”的重要性，虽然他坚持认为任何单一个体都不是唯一必要的，但他也承认个体的品质和差异位于发明进程的中心。
本文必然会精选少量样本，并着重落笔于西方经济史。本书第三部分将对“为什么某些社会具有创造力而另一些社会则没有”进行分析。不过在此之前，纵览事实势在必行。对于技术进步的经济方面，有太多的作品要么留下了历史的空白，要么人为地组织事实。为了便于阐释，作者选择性地从历史记录中摘取了一些事件和事实。要更全面地获得有关技术史的主流知识，就会抑制进行一般化的冲动。因此，在第二部分中，我总结了过去25个世纪的主要技术发展。做出这样一个承诺似乎愚蠢的，例如，由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等人编撰、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五卷本《技术史》（Histolv of Fechnology），虽然厚达4000多页，人们仍然广泛认为不完整。我的意图是只考察在有限的领域中最重要的革新。因此，我省去了史前时期、极早期以及1914年以后的时期。即便如此，自公元500年左右到1914年，历史档案中的事实和证据如此丰富，让人茫然失措、无所适从，以至于我只能对这些深厚的“矿藏”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民用工程、建筑、医疗和军用技术，只集中关注那些确实影响生活水平的技术发展，这样一来，我把考察局限于易于处理的那部分。
在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之后，我分析了创新型经济和非创新型经济的差别。在第7章中，我展开了一系列解释，范围从营养到宗教、从制度到价值标准和社会心理。为了检验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我在第8、第9和第10章把它们应用于三个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把技术上生机勃勃的社会同其他社会放在一起比较，包括（1）古典社会与中世纪西方社会；（2）中国与15世纪之后的欧洲；（3）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以及英国作为一个技术领先社会的最终衰落。
第四部分考察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具体而言，它问道，“技术变革发生的方式是跳跃和跃进的，还是渐进和连续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对技术变革和生物进化作了一番类比，并设法把间断式平衡这一概念应用于技术分析。
技术进步的历史向“辉格主义”的指责敞开了大门。人们往往把技术进步史理解为一个进步的故事，改良的故事，压抑不住地向更好更富裕的时代前进的故事。在当今和三个世纪以前西方生活水平差别给定的情况下，我发现易于避开自由主义的批评。卡尔（E.H.carr，1961）讲述了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一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以颁布了一道“禁止辖区内出现进步这个词”的命令而著称的故事，接着他刻薄地补充道，西方历史学家终将会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们似乎不会对下述论断争论不休：人们出于经济目的而利用自然规律的能力是单向变化的，所以使用进步这个词是当之无愧的。时刻变化的技术对无形的非经济事物（诸如自由和兄弟友情）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如果对此不予评定，由于历史被那些同贫穷和劳作进行永恒斗争的证据所渲染和粉饰，经济学家在评价历史时会发现，技术变革是值得使用进步这个词汇的。当然，如果技术变革最终导致我们这个星球的毁灭，幸存者也许就不再希望在技术史的描述当中使用进步这个词汇了。但是到那时之前，我觉得使用该术语是公正的，这不是在技术感（通向一个得到了清晰定义的目标）上而言，而是在更有限的方向感上而论的。如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样多的物品，假定这些成本在纳入了诸如环境损害之类的社会成本的情况下得到了精确度量的话，进步这个术语是适当的。
但是，本书所传达的中心思想并非乐观得毋庸置疑。对于这一点，历史为我们提供在技术上进步的社会的例子相对很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自己的世界即便不是唯一也是个例外。大体而言，反对技术进步的力量要比那些为变革而奋斗的力量更强大。因此，对技术进步的研究是对例外论的研究，是对个案的研究。在这些个案中，作为环境的一个罕见结果，社会滑向停滞和均衡的正常趋势被打破了。今天，人类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空前繁荣，这种繁荣滋生于意外因素，其意外程度比人们所普遍猜测的更大。此外，技术进步就像一棵脆弱而易受伤害的植物，其欣欣向荣不仅取决于适宜的环境和气候，而且，其寿命几乎总是短暂的。技术进步对社会和经济环境高度敏感，能够轻易地被相对较小的外部变化所抑制。如果我们在技术史中能够学到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把熊彼特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对其他形式的经济增长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