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等级结构中，经济活动的等级相对较低是不利于技术进步的，其原因有很多。其一，它把受过最佳教育的和最成功的人的创造活力引导到那些不会提高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的活动上。不论这些人成为牧师、哲学家，还是将军，他们都不可能对农业、炼铁法或者制革法等世俗问题发生兴趣。古希腊一罗马社会把我们称之为“生产”的活动打上低等阶级的活动的烙印，这些活动可能同奴隶有关，虽然必要却令人厌恶。只要发明把迄今没有关联的知识体系缠绕在一起，就必然预先存在一套经济目标。换言之，如果发明者意识到一种思想可能有益于经济生产部分的某个特殊分支，他们首先就必须对如何实现生产预先具备某种概念。
其二，因为生产性工作留给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拙于言辞、疏远了精英人士，所以技术进步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人不工作，工作的人未受教育，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从事生产的阶级由于不善言辞，他们将阻碍新技术在它所形成的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中进行传播和采用。在大部分历史期间，接受过某种教育的儿童被远离实际事务。不论这些儿童学习的是马术、拉丁语、神学、几何学，还是犹太法典，商业和实业事务却很少是课程的一部分。奴隶或者卑贱农夫的发明可能偶尔会有益于他们的主人或者地主，甚至有益于他们自己。然而，除非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对发明详情发生某种兴趣，否则发明怎么可能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呢？可是，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群体的思想得到某种程度的接受，而社会大部分人却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这种状况并不局限于奴隶社会。例如，知名女性发明者的数量非常少，尽管妇女深深地介入了绝大部分生产领域。我们都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妇女展现了她们拥有实用发明的诀窍，但是社会环境认为机械技能属于男性的禁脔，这种社会环境并不允许她们施展自己的才干，女性发明者仍然处于男性伙伴的阴影之下。
此外，在某些情形下，从竞赛或者实验领悟到的新见解出于自身的缘故得到实现。要把这种洞见转变为技术进步，要求人们专心于注重实效。鉴于领悟发生于个人层面（往往是下意识的），这个人可能会思考如何让某物有用，这种可能性取决于她或他的外界环境加之于下述事物上的价值：它们对照美丽或者善良等而言是有用的。技术进步取决于“homo treativus was also homo eco—nomicus[创新人同时也是经济人]”的程度。相对于其他社会，欧洲在处理它所创造的新知识的态度上比其他社会更注重实效。虽然这种实用主义只是到17世纪才充分彰显，尤其是在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中，但实用主义无疑在很早以前就以含蓄的形式存在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他的目的是不仅要理解这个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个世界——应用于中世纪欧洲的数以千计的修补匠、技师和工程师，这些人建造风车、钟表和装备齐全的帆船。这种实用主义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如前所述，欧洲人以同样一种态度在世界各地开展地理大扩张。在商业、战争和政治领域，功能性的东西往往比审美上的或道德上的东西更得到人们的偏爱，当它没有得到偏爱时，自然选择就会出面，有用的东西最终胜出。任何社会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这是无需强调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结构中并非填充了绝对事物。但是，在欧洲和大多数非欧洲的社会之间在程度上的差异是决定性的。
这种对体力劳动、商业活动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轻视现象并没有迅速消失；大部分的欧洲社会历史可以被理解为财富和其他价值为了在价值标准结构中提高一个等级而斗争。法国人的两个概念bourgeois gentilhomme和。nOllveau 15che（暴发户）仍然传达了对那些经由经济成功爬到上流社会的人们的某种蔑视。即使是在19世纪，财富积累仍被视为一张通向社会名流的通行证，一旦成为上流社会可靠的一员，这张通行证就会被抛弃。
制度和产权
表面上，技术进步的制度背景似乎更加简单易懂。罗森伯格和伯泽尔（1986年）把制度变革置于事件的中心。他们指出，要使技术变革有效而持久，当局必须放弃它们对革新进程的直接支配权，并使之分散。这就为技术进步的发生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虽然还不够）：成功的革新者得以富足的机会。但是，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分权化同等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众多独立的单位有可能反复再三地进行探索和实验。事实上，它还伴随着大量的浪费。这种重复付出的努力并不是参与技术进步最具成本效率的方式。文献可以证明，毫无必要的重复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大量的中途夭折的研究工作甚至还没有计算在内。不过，这个理论体系也把被遗漏的技术机会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因为“它降低了以下风险：一个可取的提议由于特定于单个决策制定者的观点而被否决了” （同上，p.29）。尼尔森（Nelson，1987，p.9）补充说，一个双重投票权系统产生了新的更为多样的偏差，让事后的选择把“小麦从谷壳中分离出来”。技术进步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不确定性，还有事前的意见分歧。剥掉猫皮可能存在多个方法，但是只有一种方法最有效。尼尔森坚持认为，事后选择和实验代价高昂且费心费力，但是“如果在技术不确定性给定的情况下，或许就这是我们能够操作的最佳方式” （同上，p.120）。关于新技术的产权定义对想要靠技术变革赚钱的革新者构成了另一个条件。在此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一般性的产权问题。人们似乎广泛认同，如果资产的所有权不可靠，以至于它们可能被歹徒或者当局没收或窃取，那么任何类型的经济进步都不可能发生。人们将以非生产性的、流动的形式持有自己的资产，生产性资产的积累将会减少。兰德斯（Landes，1969，ch.I）、琼斯（Jones，1981）和诺思（North，1981）指出了安全——作为欧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上的差异。另外一个问题是需要确保足够的激励，从而促使革新者投入到新技术中。专利权、专利事业、让渡权、养老金、奖金和奖章等向想要成为革新者的人提供了报酬，这些报酬对于维持较高水平的发明活动是必要的。然而，专利制度直到15世纪才出现，仅仅到18世纪晚期才得到稳固的确立。我们将会看到，即便在那个时候，专利制度对发明者仍是一把双刃剑。
专利制度可能对发明是一个激励因素，但显然不是一个必要的因素。毕竟，许多发明者能够在增加了的消费者盈余中获得足够多，所以，即便发明很快被人模仿，也值得自己付出这种努力。其次，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模仿可能很困难，这样一来，创造一个产生租金流的“天然专利”确保了革新者得到某种回报，虽然这种回报也许只代表该发明所创造的社会盈余中的一部分。相当清楚的是，在少数例子中，财务激励对于发明者来说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发明者的效用函数也许还包括名声、解决一个难题的纯粹满足感，甚至还有利他主义。可是，这样的例子是不同寻常的；发明中所体现的利润动机或许同任何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强烈，这就是说，利润动机几乎始终存在，尽管它很少完全单独起作用。因此，下述观点看来是有道理的：给予发明报酬的社会很可能获得较多的发明，但是对于其活动导致生产力的显著提高的发明者，给予他们报酬可能不止一种方式。
对革新的抵制
还有另外一组社会因素影响技术变革。我们最好把这些因素称为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根据定义，技术进步是对经济的一个净改善，但事情往往是，由于技术进步造成某些群体的福利受损，或者这些群体事先会这样认为。技术变革冲击了劳动力市场，改变了物质环境，造成了既有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过时，明显降低了发明者竞争对手的生产者盈余。在一场重复进行的竞赛中，得利者有可能设法补偿失受损者的损失。但是从其本质来看，技术变革恰恰是一场不会重复的竞赛，因为一项发明只发明一次。一旦发明之后，发明者常常需要得到保护，免遭那些坚持要从该发明的压制中受益的人的伤害。这种两难困境在以下事实面前越发尖锐了：收益通常极为分散，而损失则较为集中。因此，受损者易于组织起来，亦相当有可能力图完全消除技术进步。对技术变革的抵制出现在许多时期和地方，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视了，虽然莫里森（Morisol，1966，p.10）认为它“在[发明的]整个过程中是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和利益所在”。
下面列举一些例子。早在1397年，科隆的裁缝被禁止使用带冲压针头的机器。滑架车床是由汉斯·斯佩克尔（Hans spaichl）发明的。1561年，纽伦堡市议会无疑受到红铜车床工行会的影响，以汉斯·斯佩克尔的名义向本地的一个铜匠发动了一次攻击。市议会首先因斯佩克尔的发明而给予他奖励，接着开始折磨他，让他答应不在本行业之外出售他的车床，然后，如果他查禁的话则提议从他那里购买车床，最后威胁要把任何出售车床的人关进监狱（Klemm，1964，p.153）。1579年，织带机发明于但泽，但是据说在市议会的命令下，其发明者被秘密地淹死。25年后，荷兰重新发明了织带机——虽然在荷兰的抵制也很强烈，因而被称为荷兰织机。一个半世纪以后，飞梭发明者约翰·凯受到织布工人的折磨，最后被迫在法国定居，由于恐惧，他在法国拒出示他的飞梭。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在英国对飞梭迁延漫长的阻挠是不成功的。传统上，对新技术的抵制在纺织品贸易领域最激烈，但是这种抵制也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1299年，佛罗伦萨发布了一道法令，禁止银行家使用阿拉伯数字（stern，1937，p.48）。在15世纪，巴黎的抄写员行会成功地使印刷术引进巴黎的时间迟滞了20年。在16世纪，由于对印刷机的革新节约了劳动力，在法国引发了印刷工的大暴动。
这些对技术进步的消极反应只能被理解为那些在某些技术上有投资的人们为了阻止其技能价值的下滑而作出的尝试。在有些经济体中，机构的设置保护发明者免遭此类威胁，或者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分配领域的联盟在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保护小集团的自私利益，而这些联盟的势力相对较弱。这些经济体就有好得多的机会获得技术成功。有些发明者或者制造商感到，革新是一项吃力不讨好、可能存在危险的活动，他们就会失去兴趣，而技术变革将会逐渐消失。
政治和政府
要决定哪种政治结构最有助于技术变革是很困难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政府让人放心，它足以经受得住暴乱和来自代表受损者的联盟的政治压力，它也许能够经受得住技术现状所施加的压力。然而，同样看似有理的是，一个软弱的政府虽然会屈服于那些制定法律阻止技术进步的要求，却也无力执行这些法律，因而会置身事外，任凭市场力量来决定。诺思（N0nh，1984，p.260）看出了这种两难困境。他写道： “如果你想要了解现代技术的潜力，你不能同政府打交道，但是你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乍看起来，政治稳定对于技术进步似乎是必要的。但是奥尔森（0lson，1982）指出，通过消除那些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所利用的反动制度，可以抹平政治变化，从而为经济进步铺平道路，而长期的政治稳定让这些集团明朗化。在这一点上，在革新型企业（将受到运作良好的专利制度的激励）当中所存在的独占市场结构因而是有利的。行业越是垄断，生产者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他们获得的社会利益的份额就越大，这意味着，游说行动就越有可能遭到成功的反游说行动的阻击。另一方面，在一个竞争性行业中，得自革新的收益以更低价格的形式输送到消费者身上，利益因而分散了。
即使撇开“保护新技术免遭受损者的伤害”不谈，政府也在技术变革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不可避免的是，这个角色较为暖昧，因为“政府”总是由权力层次组成的，这些权力层次很少配合默契，常常彼此冲突。中央政府可能不同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和态度。行会、工会和商会等非政府组织，常常对所使用的技术形态施加相当可观的影响。政策即使经过深思熟虑，其影响也不可能总是与预期一致。例如，有些政府急于激励技术进步，它们为了保护本地制造商而征收关税，这也许实质上损害了技术进步，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散权力似乎在大体上有利于技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