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发掘一个完全认同于大众市场利润第一主义的作者，还是引起不协调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极神圣的职业也被彻头彻尾的奸商所侵犯了。
大概流行文化的美元竞争在所有媒体里都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利润第一主义。可批发是不是利润第一主义呢？它似乎是被贬值，是带有剥削性的。
但从另一方面讲，一个不把读者放在心上的作家会因为销售不足而挨饿。
显然，不能忽视商业要素。
这个推理基于这样的假设，一个有创造性的专业人员除了应感激公众之外，还应感激他的职业、他的同事和他从中获利的职业传统。一个把艺术变为行销科学的具有创造性的天才——他的短期利润就是他衡量成功的惟一标准——正在一种传统之上进行着不公平的贸易，而他对维护此传统未做任何事；但作为一个康德主义者，若他的行动被他的同事充分模仿，那么这行动将把他商业中的艺术一面彻底破坏了。
当然了，合乎道德的利己主义从相反的一面辩解：艺术家没有欠任何人的债，他们保全着自身及其创造性，没有别的东西更有价值了。利己主义者通常带着一个时代的自由的艺术家（在另一时代被赞为天才人物）的理由去证明激进的自由是正当的。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即使是利己主义者也必须适应更高的标准：结束他们的工作可能是基本的要求。
多德不愿意让他自己的标准成为可接受的规范。如果它们是可接受的规范，作者将是公众小丑，是只得到轻蔑讥笑的傻瓜——除此之外不再是什么了。多德可能发现他自己的市场明显变小了。令人信服的是，他的标准的普遍运用为所有严肃文化的表达带来了一个缓慢的自我毁灭。多德需要一个比他现在持有的道德更加成熟、更加负责的道德。在他要写书之前，他需要读一本好书。
69．哈里的极度烦恼无论按照哪种解释，《低沉的嗓音》都是一部色情影片。它是在1972性革命达到顶峰时发行的，讲一个无论性伙伴是谁，她在性高潮期间都不“听到钟声”的受挫的年轻女人（由琳达·洛夫莱斯扮演）的故事。她咨询一位精神病医生（由哈里·里姆斯扮演），医生诊断她的问题很奇特：她的子里有一个阴蒂。这个有性乱行为的医生后来加入其他敲钟人的长队蚪这些人以自身自慰，据《纽约时报》说，“艺术大师有口交的才能。”加无论里姆斯还是洛夫莱斯都没有了不起的表演才能，而他们也都未这部电影里发迹。里姆斯在国立莎士比亚公司和其他剧院饰演一个小色，当时，导演杰里·杰勒德邀请他加入新片《穿白大褂的人》的摄制组中爿这个新片是一部专门描写古怪医生的色情影片。里姆斯演两场戏得100元的报酬，然后放弃对电影的所有剪辑、行销和发行权。两年后，里姆斯指控是一个被宣称为在淫秽影片的州际交易中谋利的全国性阴谋集团的分子。他是第一个因艺术工作——一个令人怀疑的荣誉，而被联邦指控表演者。里姆斯在孟菲斯被判有罪，他又上诉，政府却拒绝再审此案（紧其后的是最高法院1974年的米勒决议）。
《低沉的嗓音》使洛夫莱斯成为一个性感女王。她主演的角色有助于作那个时代所拥有的最成功的色情影片。但相同的电影使她只扮演定型色，这就基本上结束了她的演艺事业，但这并不是在她用硅酮注射剂增大胸，并因血液感染而得了肝炎之前。洛夫莱斯这样写道：“我是一个机器为了生存人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她的第一个丈夫因《低沉的嗓音》琳达的角色而赚得1250美元；而她却从未见过一分钱。
洛夫莱斯结束了她的演艺生涯，再婚后搬到长岛，在那里，她开始建新形象，她在自己孩子上学的小学里帮忙，并就有关色情文学的社会及个影响做演讲。她佩戴着BP机等待一位肝脏捐赠人。需要肝脏移植是注硅酮导致的结果，这种硅酮注射剂帮助《低沉的嗓音》的赞助商对800万房收入感兴趣。
民间的自由论者指出，在这部电影发行后的十年期间，有23个州在些时间禁止它上映。在德克萨斯州一起重要的法律斗争中，骚扰行为消策略作为一项针对管押之前的危险活动而被联邦上诉法庭和美国最高法院挡了回来。
电影是否确实要受到限制，这是个双重问题，既是法律问题，又是道德问题。马萨诸塞州发生了一起涉及电影拷贝没收的关税案，法院听到一个老练的证人说，《低沉的嗓音》“提出了一个有关人类性行为和如何表达它的更大的思想解放”，它将帮助“许多女人”克服特殊的性恐惧。然而也有人认为《低沉的嗓音》无耻地呼吁淫荡已抵消了社会利益，断言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是真正地废弃了对淫秽的一般释义。只有第一修正案绝对论者能有效地认为这部电影应该被允许自由地寻找它的观众。只有自由主义流行文化中的真正信徒才希望这部电影的市场商人自由地向全体民众发出有关该片的讯息。
在颇受攻击的《最后的报告》中，针对色情文学的司法部长委员会围绕色情文学管理决议中的92项建议制定了五种类别。前两类——是描写堕落性、支配性、服从性或羞辱性的性暴力内容和非暴力内容——委员会中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有伤害的。第四类是裸体，它属于无害类别，既包括古典艺术又包括刚刚学步，什么都没穿的蹦跳小孩。第五类（“令人特别恐怖的儿童色情文学”）在市场行销中十分嚣张，委员们强烈要求采取最强硬的措施瓦解这个市场，并对之提起公诉。第三类（非暴力及非堕落性内容）是最有争议的。¨它包括对两愿和均等的阴道性交及口交活动的描绘或“两对夫妻同时进行的此类活动的描写。”委员会不能提出任何电影的片名来作为这类影片的例子，因此，在他们看来，《低沉的嗓音》或许算作第二类。但也有许多人认为《低沉的嗓音》和其他非暴力色情影片都只是没伤害任何人（在一种可论证的因果关系的方式中）的娱乐而已，不会再吸引什么其他人对此感兴趣并花钱去看了。只要不允许未被监督的儿童租借录像，市场按逻辑运行就行了，如果成人想看，很明显，有许多人想看，那就让他们选择《低沉的嗓音》。
但自由市场的争论没有符合琳达·洛夫莱斯·马奇艾诺的要求。她是个被剥削的电影明星，如果事实上她能够活下来的话，那么她所面对的医学治疗将使她欠好几年的债。她是那些从色情作品中牟取暴利的黄色经销商的受害者，可以使她性感的化学物质和令她绝望的精神创伤毁坏了她的身体。
进一步说，自由市场的争论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这部电影对有组织的犯罪来说是个财政上的实惠。在一项25，000美元的投资之上，哥伦比亚犯罪家族适当转让其财产的5000万美元用于《低沉的嗓音》，从中所获的一些利润直接用到加勒比海的毒品走私活动中。
一个按原则运行的市场不能剥削（这个案例所表现的是一种奴役形茧和虐待它的工匠，它也不能容忍把财富吸进罪恶的帝国大厦这样的行为色情电影商业，像《低沉的嗓音》就是那样一个被遮掩起来的例子，都是很规则地犯罪。以保证我们在它的防卫内飘扬一面自由市场的旗帜。康德辩论的自由是追寻恰当的理由。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德和他的同胞鼓励论的自由，是通过一种由正义保护的爱的运动来战胜贪婪和好色。在电里探究性方面的问题自然是一个好目的，但这部色情影片却是对人性的夺。没有哪种市场力量能证明破坏生活是正确的。
弗吉尼亚大学的帕克·埃利奥特·迪茨是司法部长组成的委员会之一一个真正穿白大褂的人是这样陈述他的研究结论的：
作为一个政府实体，我们故意避免代表政府，就存在于搞同性恋的成人的特殊性行为的道德或色情文学对他们的描写作出判断。然而这避免不应该被误认为是委员会的委员们缺乏道德情感。就我个人讲，我批评每个色情文学几乎都毫不犹豫，在我们的深思熟虑中，我们已视色情文学为格调低的、讨厌的、淫荡的和下流的东西了。……从事利普·派尼尔打碎束缚心理伤痛的枷锁以来，已有几乎两个世纪了，从亚伯拉罕·林肯打碎美国黑奴的锁链以来，也有一个多世纪了。在里，我要求你，美国，要打破美国妇女和儿童的锁链，让他们从色情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性虐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在另一国度正诱着二等公民的内心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70．超级连环画杰里·西格尔和乔·舒斯特突发奇想构思一个卡通人物时，他俩还只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中学生。他们设想的这个卡通人物出生于遥远的银系，还是婴儿时就逃到了地球，在一个孤儿院长大成人，他能不受地心引入的影响，而且他比火车头的力量还大，在正义与邪恶的交战中，他将帮助义的力量。
想出这个主意的实际上是西格尔，他的伙伴舒斯特喜欢画画。就这样两个连环画制作新手开始推销他们的故事了。五年的上门推销最终使他们赢得一份与《侦探连环画》杂志签的合同，“超人”连环画在1938年首次出。西格尔和舒斯特每完成一页可得10美元，一周每人大约挣15美元。
这份合同使公司受益不少。“超人”越流行，西格尔与舒斯特的损失也越明显。最后，他们对《侦探连环画》杂志提起诉讼并获得一些赔偿，但他们对自己创造出来的英雄仍没有任何权利。官司风波平息后，《侦探连环画》杂志就解雇了西格尔与舒斯特，两个创造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从他们的构思中发财出名。再告多少次状也白费力气。1975年末，合法的途径行不通，他们不听律师的劝告就把他们的遭遇公诸于众。
他们的遭遇是一种悲伤，也是一场奋斗。自从1948年以来，虽然从“钢铁巨人”中所获利润是数百万，但他们从未从“超人”的销售中得到一分钱。
舒斯特告状无门，和支持他的哥哥一起住在昆斯。西格尔则病了，和他的妻子住在洛杉矶的一个小公寓里，在那儿，他在政府部门当打字员，年薪7000美元。舒斯特说，他们向“超人”版权所有者提出要求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感”。全国漫画家协会和漫画家行业协会支持西格尔和舒斯特的道义上的要求。
呼吁有了结果。拥有“超人”电影版权的华纳通讯公司声明，虽然“没有法律责任”，但“我们应负道义责任”。圣诞节的前两天，西格尔和舒斯特与华纳公司签约：他们每人每年可获得2万美元的生活费，他们的继承人也将得到帮助。所有“超人”作品上都有创作者署名。签字时，华纳公司的一位经理赞扬了这两个漫画家。他说，此合同的签定“承认他们过去所付出的劳动，同时也出于对他们现实状况的考虑。”
西格尔和舒斯特得到的钱不会对华纳通讯公司的利润有威胁。一年总共4万美元可能比公司花在处理“超人”销售所得收益这一过程的钱还要少。但作为一种姿态，既不是法律需要也不是公共关系的必不可缺，它表现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不随俗的伦理实用性。
想想华纳公司与他们签约的动力吧。西格尔和舒斯特在大萧条的逼迫下卖了他们的创意，那时他们还年轻，不能被指望着有商业头脑去协商一份合同。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一个人成了残疾，而另一个疾病缠身；两个人靠不确定的收入生活。毫无结果的法律努力搞得人精疲力尽，于是他们坚持道德呼吁以求得些许慰藉。
华纳公司认为，这两人的道德呼吁是件麻烦事。毕竟商业就是商业。
例如，靠股票证券赚钱的投资者从未有资格获得事后利润。11月份卖玉米的农民不可能要高价，而1月时玉米的蒲式耳价格就上涨了。买主和卖主都设想自己所承担的那部分风险，而每个人都知道总有一人能成为交易c的明显胜利者，因为双方都懂买卖术语，而且讨价还价也公平。
但合同不是独立于经济环境的，签合同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要是在今天而不是1938年，西格尔和舒斯特卖卡通人物可能会通过判订立一个补偿条款，他们的思想应该成为致富之源。确实，他们应该持，他们所塑造的曾经死了的超人（简直不可思议，他是1992年从世界末中拯救人类而死的）的直接继承者也应该成为他们遗产的一部分。（现在乎是四个新超人将为荣誉而战。）20世纪30年代末的经济环境对这种风降低的附属品来说还不成熟。
由此看来，对西格尔和舒斯特的赏识是对漫画家的一种维持生计的道主义姿态，而对沃纳公司来说，股东并无任何损失，对法人的偿付能力有任何风险。可能“他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信条的彻底应用或无差别协商者的罗尔斯伦理规范，都会给西格尔和舒斯特更多的补偿或专利使用费，要者调整他们每人每年所得的2万美元的生活费，或者为他们每人制定不动产的生活保险政策。可能会是这样的。华纳公司支支吾吾，直到它做出姿态。除了对两个身无分文的漫画家是公平的之外，对它来说也是有益的，样的做法也许引起争议。像这种奖赏，给人一种群体团结和关怀的残留感不太和谐，但在通常不遵守道德准则的娱乐商业里，它还算是个有希望的曲吧。
【注释】
1．参见Gerrv Spenae著From Freedom to Slavery（New York：St．Martin’s Griffin1995），P．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