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打入电话者直切主题：“那么，奥斯特女士，是不是你所在的组织正是我们已经听到许多的那些具有特殊利益的组织中的一个？要不是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也就无须承蒙你告诉我们这么多。请你告诉你的公关顾问我们不想被误导，假如你的组织有正当的理由对这一议案不满，那么告诉们站出来，在公众面前宣布。我们讨厌被任何人欺骗。”
打电话的人挂上了电话。
主持人看着他的嘉宾：“朗达，你想回答吗？”
朗达·奥斯特有很多选择可以回答。有些人也许会建议她抓住主动并改变话题，她可以说：“是的，先生，我们都讨厌被欺骗。我所在的组织心使议会和所有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负责告诉美国公众他们要做的事情的相。”这样的回答会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打电话的人提出的令人不快的问题移开，但是那样的话，这也只会突出了她许诺本身表面上的虚伪性。假如的组织的确是致力于寻求政治部门工作的真相以及维护自由，那么康德的绝对命令将会说，她的组织也必须受真理与自由规则的约束。
所以，所有打电话人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在这次采访中要回答，而且接来与公众沟通过程中也需要回答。关于基金和管理方面的信息必须包括所有竞选活动的材料以及讲演里。假如研究成果是真实可信的，关于研究方面的信息也必须包括关于研究方法及其落实情况这些关键细节。当然揭露组织背后的支持者有可能会间接破坏他们影响公众舆论的能力，这会使所有听到这一组织情况的人怀疑它是否诚实。另一方面，彻底披露支持者的活动可以使他们从那些同情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的人获取更多的支持，至少可以得到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的尊敬。尽管最高法院近期在法律上给予进行匿名政治活动的前锋们以保障，但是彻底公开政治运作是讲真话和服务公众这些道德价值观最有力的支持。
这一案例也显示了公众要求那些协调舆论的人具有良好的道德表现那些听众、读者或是观众在接受或摒弃各种信息之前，应该要求公开披露在筹集资金、组织以及进行研究方面所使用的方法。这位打电话的人揭示了道德的传播过程中一个中心的真理：只有真正努力寻求真相且确实愿意要求得到真理的公众才有可能获得事实真相，无论这一真相是从政治家那里获得，还是从媒体那里获得。
59．对危机作出反应一个整页广告宣称：“百事公司很高兴地宣布……没有什么可宣布的。”
1993年6月，百事可乐公司的这一广告发表在全国各家报纸上，这使得这个软饮料公司为期一周的反谣言行为达到了高潮。危机发生于1993年6月10日，这一天，华盛顿州的一对夫妻声称他们在一听无糖百事可乐中发现了一个飘浮着的注射器，第二天，附近城市的一名妇女报道说在一听百事中发现了一根针。几天之内，从远自纽约到路易斯安那州都传来了发现罐里有针的消息。关于要求赔偿损失以及粮食和药物管理局发出警告的消息成了全国的主要新闻，这其中包括广播网的晚间新闻节目。
第一天，公司没有对这些说法作出公开反应，但后来，百事公司有了反应。一个由百事公司首席行政官员克雷格·韦瑟厄普领导的对付危机小组成立了，它首先对位于西雅图的装罐厂进行内部调查。两天之内，这个小组发布了关于罐装流水线安全状况的内参，并在整个危机中，持续地进行雇员咨询。
接着，软饮料公司展开了一个积极的媒体行动，它通过卫星向全国的新闻台转播了四套新闻节目，展示了装罐过程和对于提出虚假说法者的初步拘捕。一个被剪下来的便利商店监视器拍摄的画面，显示了一个妇女看起来正往一个打开的罐子里塞注射器。这些录像通过300多家电视台播放，观众超过3．65亿。
韦瑟厄普和一位公司安全顾问出现在各广播网的晚间新闻以及答问节目中，介绍了他们公司装罐过程的安全性，并表达了公司将在这一危机的全部过程中保持公开性的愿望。韦瑟厄普在全国公共广播节目中称：“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不仅是对粮食和药物管理局，而且对美国公众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对这一件事非常认真，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事件的调查中，百事公司与粮食和药物管理局及其他政府机构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事实上，韦瑟厄普还同粮食和药物管理局的专员大卫·A·凯斯勒博士一起出现在全美广播公司《夜间新闻》节目里。在这次节目中，管理局宣布，没有必要取消这一产品。
这一危机结束于6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粮食和药物管理局在会上宣布百事可乐不安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最后，曾宣称在百事中发现东西的20多人被当作嫌疑人抓了起来。但是公司的反应并未就此结束，那个有关没有什么可宣布的广告带来了百事公司的打折促销，这次促销名为“感谢美国”运动以招徕顾客。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一软饮料的销量在整个夏季不断增加。百事公司创造性地在处理危机中运用录像新闻使它及罗伯特钱治生产公司在1990年获得了美国公众关系学会的银砧奖，这一奖项表现了它在危机中进行了卓越的沟通，没有引起事故和造成全国性的危害。加对一家制造商来说，也许没有哪种情况比在产品中掺假的恐慌更能验一个组织在道德方面的可信度了。一个企业的存在取决于顾客对其产品的信赖，从而购买和使用这一产品。产品安全方面出了问题，无论是真的是谣传，都会动摇消费者和雇员的信任。组织和个人的本能会使公司把不争议的问题隐藏起来，直到事情过去。但是，对于公众利益的责任却要求上面对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一案例中，百事公司对付在产品中掺假的最初说法及后来的指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它可以选择避免被媒介询问，在“我们的律师认为对此事件无可奉告”的石墙后躲起来；它也可以发动一个烟幕活动，无视那些怨，并早一些开展打折活动来转移公众视线；还可以任命一名不太重要的人物来领导危机处理小组，以便使首席行政官员免于面对媒介和公众的质问它还可以逃避政府调查，期盼这一争议自动消失；或是通过责备出卖其产品的销售商没有把好关，或指责媒介为盲目指控制造气氛等方式来找一个替罪羊。任何一种选择也许都可成功地转移对公司指控的部分视线。
然而，公司选择了公开其生产过程让媒体及公众仔细检查这样一种程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履行其义务。它播放录像的行动使公众得以见识其装罐过程，以及公司按照法律办事的行为。公司领导以员的代表及辩护者的身份公开出现在公众面前；首席行政官员韦瑟厄普圭受美国广播公司、公共广播社直播采访本身就说明饮料公司不怕被调查与政府调查人员合作增强了公司对其产品安全质量断言的可信度。在这一案例中，百事公司成功地化解了沟通危机。当然，对于那些虚假的指控，事公司的装罐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反驳证据，但是它的公开沟通活动证明了它的辩护对任何公众都具有可信度，这一事例表示，对于事实真相的道德回应和坦诚相待能使组织和公众的最大利益协调一致。
60．录音带招来麻烦1994年，在Texaco行政官员内部进行的一次讨论被记录在录音带上，据报道，这次讨论包括了对如何为一则歧视诉讼要寻找的文件保守秘密提出的意见。这些行政官员讨论的是一场为了维护少数民族利益针对公司所提出的涉及5．2亿美元的歧视诉讼，这些少数民族指出公司关于平等机遇和公平待遇的政策并没有兑现。1996年11月，录音带的抄本交给了一位与这一诉讼有关的律师，而《纽约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录音带的报道。
公众对这些谈话的反应异常尖锐。民权组织呼吁全国抵制这一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