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问题关系到有抵触的声音被公平地表达出来的程度。事实上，个星期的围攻导致这么多方面的人被冤枉，要做到对所有的人都公平就变得不可能了。比如说，记者在报道法制官员接到命令奔赴现场的精确程度有多大？事后，对伤膝村周围的敌对人群，联邦调查局有关人员和联邦法院的执行官用嘘声表示反对，并勒令他们离开，以避免再发生冲突。媒体怎样才能公平地对待印第安事务局呢？它的政策成了避雷针，把200年来所谓的违背诺言所产生的愤怒引向自身。无能的司法部、大农场主和杂货铺主人的辱骂、白人居住地的种族偏见、国会领导不力都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而受到的谴责却只是一小部分。怎样评价对谁进行谴责是合适的，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怎样辨认哪些成本是正当的？比如，印第安事务局争辩说它不能对所有的弊端负责，而且在保留地几乎所有的职业培训和就职．机会都是他们提供的。
但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有关对待苏族印第安人的不满的处理。根据道德原则，尊重就是目的本身。道德理想的目标需要能明确反映那些受委屈的人们所持的观点的报道。即便是最小程度的公平也要求避免老一套。一个年轻的奥格拉苏族印第安人对媒体所登的一些报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报道将暂时解雇工人看作是“执法官和印第安人之间一场野蛮的西部枪战”。1890年12月30日，《纽约时代周刊》用“敌对分子”和“红鬼”这种带有偏见的措辞歪曲了对派恩里奇战役原始情况的报道。该报道总结说：“到晚上为止，是否还有大脚部下的妻子或孩子被留下来讲述当天的背叛，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七骑兵团的成员又一次表明自己是勇敢作战的英雄。”
年后，许多报纸和广播仍没有抛弃那些陈词滥调、偏见和笨拙的语言。
拉塞尔·米恩斯用他自己值得引用的但却带刺的演讲将媒体的任务复杂化。许多年后，事实上，米恩斯正为在1876年小大角战役旧址树立一块纪念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要求把刽子手乔治·卡斯特的雕像夷平。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问道：“你能想象在以色列为希特勒树立一个纪念碑吗？这个国家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到处都有美国的希特勒的纪念碑。”30米恩斯要求建筑一座合适的纪念堂来“纪念继续集中体现本土人抵抗欧洲寄生虫的压迫、镇压和压制的决心。”
最小程度的公平也要求新闻报道反映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无可否认，当事件通过历史的镜子折射回来，把事实用虚构分开变得不可能了。
而且，派恩里奇的印第安人自己对这些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意见从根本上也不一致。部落会议的主席理查德·威尔逊对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暴发户持蔑视态度：“他们只是试图在媒体中抛头露面的游手好闲者。”他担心在保留地上宣布戒严，把米恩斯和班克斯看作是城市长大的行为像“街上打架斗殴”的领导者，他们会以挽救部落的名义毁了这个部落。
米恩斯回答说：“再也不要官僚作风，再也不要许诺了，联邦政府还没有从伤膝变到美雷，然后再变回去。”毕竟，雷蒙德·黄色雷电在这之前就被白人打死，而且在卡斯特审判中，由于陪审团成员全是白人，所以指控只限于过失杀人。在派恩里奇，人均年收入是1800美元，酒精中毒和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为什么为成千的印第安人说话的领导者不能为自己争取一次证呢？在辞藻华丽的控告中，真理在哪里呢？
一些记者确实突破障碍写出了有实质性的报道。全国广播公司的弗德·布里格斯使用图表和照片来描述一长串的违约行为，这些行为把辽阔的印第安人领土缩小到一些小块土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理查德·恩雷匀克德明白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确实想按照印第安人的态度进行一场革命。美国广播公司的罗恩·米勒通过“同印第安人打成一片，以他们的眼光来观察所发生的事情”，生动地掌握了派恩里奇保留地的生活。但是，总的说来，在现场的记者对部落政府的微妙处或有史以来形成的细微差别并不十分了解，报道伤膝村的记者抱怨说他们更加精确的报道经常因大量改动而被瑚减或歪曲。71天后，围攻由于消耗殆尽而结束，而不是因为这件事被广为放或理解。媒体完全可以编入一个政治控诉的节目让大家进行通情达理的彻底的讨论，然而它每天都忙于引用一些易于接近的消息来源和寻找一吸引人的视觉形象。
可能公平原则只能在一种现象之前或之后发挥作用，当被冤枉的一方敲门时更加文质彬彬的时候，如果这是真的，伤膝地区新闻产业的主人就有义务开展对于长期以来美国本土所受的压迫进行实质性的、有比较的报道尽管这样的报道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一般来说，对于不公平现象，敏感的记者很少会得到支持，于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对不公平的报道进行删节使其迎合传统新闻价值的标准。
在对美国本土人的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这一令人遗憾的弱点并没有因膝村事件而结束。10年后，在距离大狭谷100公里处，联邦政府开始了自从二战期问收容美籍日本人以来最大的一项强制疏散计划。好几千纳瓦霍人从奖给附近霍比族的一百万公顷的土地上被抓走。纳瓦霍一霍比骚动是一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事件中最大的一件，也是“至今仍具有全国意义的问题”。但是，杰里·坎曼抱怨说，主要报纸急匆匆走过保留地，“就像旅游者裆去大狭谷的路上匆匆走过保留地一样。他们把这一争论和争论所牵涉到的人只不过看作是丰富多彩的特写材料。”。即使在重新定居完成后很多年，考虑到有了神圣的墓地，关于石油和矿藏的争论，纳瓦霍族的反抗，等等，暴，仍然可能发生。带有“wK73”（即1973伤膝）字样的大标题会定期出现，提醒人们可能很快会发生反对当局的殊死战斗。
如果被派去逐出纳瓦霍族人的联邦执法官与一队不太可能的由美国印第安人运动成员、纳瓦霍族的越战老兵和穿着印花裙子的老祖母组成的游击队作战，记者们就会像汤姆·沃尔夫的水果蝇那样降临，就像他们在伤膝村事件中做的那样，他们会大写特写悲剧中的暴力，即由部落竞争所酿成、由联邦政府所合成、全国媒体所忽视的悲剧。36新闻媒体主流看起来不能掌握美国本土文化。1993年5月，各地的记者来到新墨西哥的利特尔沃特，一个位于2500平方公里保留地的纳瓦霍小城镇，这是美国最大的保留地。一种不知名的疾病一开始就害死了6名纳瓦霍人，然后传给分布在11个州的39个人，其中26人死亡（有拉丁美洲的霍比印第安人、美籍非洲人以及北欧裔美国人）。《今日美国》头版的标题称这种病是纳瓦霍流感。《亚利桑那共和》称其为纳瓦霍传染病。《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则称为纳瓦霍病。”一个人在埋葬他的妻子时说这个标题很刺人，因为“人们以为我们生活在帐篷里，我们的家很脏。”纳瓦霍为死难者举行葬礼时赶走了新闻记者，纳瓦霍国总统抱怨说他们“违反了我们许多习俗和禁忌。按照纳瓦霍传统，埋葬后的四天是非常神圣的，但被那些一味追踪报道的记者打乱了。他们对整个和睦思想是不尊重的，具有破坏性，并将其推翻。”这种神秘的疾病后来被证明是一种非传染性的病，一种由鼷鼠携：带的致命的疾病。一些新闻记者使用了诸如“巫术”这样无礼的词，摄像师拍了神圣之物的照片。一个部落在决议中批判了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因为它激起了人们“歧视纳瓦霍人民的心态和行动”。
这种做法仍然继续着。由于这一失败的历史性模式，观察家预言这种公开敌对情绪在20世纪90年代将在州和县范围内出现。比如，威斯康星的72个县组成协会来解决一些耗时、费力、复杂的司法纠纷，这些纠纷存在于奥奈达印第安人和当地政府之间，是关于捕渔权、木材、矿藏、水财产、税、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杂乱的联邦政策，其中许多和美国宪法一样老，煽起纠纷，而不是将其澄清。地方记者越来越面临同样的有关社会公正的争论问题，这些问题在伤膝村事件中在全国范围内尖锐化。
也许电视在这里能挽救媒体的失败。1993年，HB0摄制了一部优秀的纪录片，片名为“巴哈萨帕：为布莱克希尔进行的斗争”。这部片子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本土人的信仰和传说，布莱克希尔的“圣猪”，以及部落名字拉科达的岔义（‘‘人民在一起”）。拉塞尔·米恩斯自己仍在努力争取1868年拉勒米市集约中规定的合同索赔。，他说：“我为白人感到悲哀，他没有根，没有基础。”这一挑战也应向接受采访任务的新闻记者提出：我为什么要报道这一条新闻？为了谁的日程安排？目的是什么？
【注释】
1．Charles Beard于1938年写的“St．Louis Post—Dispatch Symposium 0n Freedom 0f the Press”。引自William L．Rivers，Wilbur Schramm和Clifford Christians合著的Re—sponsibility in Mass Communication 3d e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0），p．47。
2．新闻界自由委员会，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Chicago：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PP．26—27。
3．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参见In Responsible Journalism，ed．Deni T．Elliot（Beverly Hills，CA：Sage，1986）中的“Reporting and the Oppressed”。
4．Chicago Tribune，1996年12月9日，第1章，P．12中James Coates的“Telecommunications Act Spurs Cyberprotest”。
5．Andrew Calabrese和Janet Wasko合著的“All Wired UD and No Place to Go：The Searcllfor Public Space in U．S．Cable Development”，Gzette，49（1992）：122。
6．Time，1993年4月12日，PP．50—51中的“Take a Trin into the Future on the Elec—tronic Superhighway”。大学内外专家们的细节的批判性分析，见The People’s Rightto Know：Media Democracy，and the Information Highway，eds．Frederick Williams和John V．Pavlik合著（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1994）。
7．“Take a Trip”，P．51。
8．出处同上，pp．52—53。
9．Communique，8：3（1993年11月）：2中Everette E．Dennis的“Looking Criticallv atthe Information Highway”，同样的结论是道德的礼节有着很大的不限定性，见MediaStudies Journal，8：1（1994年冬季），153—159中Joan Connell的“Virtual Realitv ChecK—Cyberethics，Consumerism and the American Soul”。
10．Chicago Tribune，1993年11月5日，第1章P．13中WiUiam Satire的“wireless Me8-sage？Keep It to Yourself…”。
11．Ellen Goodman：“Driving Ourselves Crazy on America’s High—tech Highway”．ChicagoTribune，1993年10月25日，第1章P．15。
12．James Coates：“Electronic Junk Mail Cluttering Cyberspace”，Chicago Tribune，1996年9月23日，P．1。
13．出处同上。
14．Wiujam Grady的“FCC Member：Electronic Highway to Bypass Poor”．Chicago Tribune，1993年11月5日，第1章D．13。
15．道德体系的苦心经营，见Communication，1986年7月第9期：127—149中Clifford Christians和Leon Hammond的“Social Justice and a Community Information Utilitv”。
16．关于联合的报业作家George Esper的谈话“Death and Deceit”，Champaign—Urbana（Illinois）News-Gazette，1990年1月14日，P．A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