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科技的突破性发展引发了计算机、电话、视频的合并：（1）将视频和音频通讯转变为数字信息的能力；（2）拥有几乎无限能量的光纤频道；（3）电话网络和交换科技使得每个家庭不再需要进行线路改造。蓝芯公司合并起来并进行结构改组，以充分利用他们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种由大公司组成的相互作用的产业从目前的电视、计算机、通讯、电子、录音、财经服务和书籍出版公司中出现，对于副总统戈尔来说，“毫无疑问这是21世纪最重要、经济效益最可观的市场……到2001年这一巨大产业所带来的收入在全球范围可以达到3．5万亿美元。”
假定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公路从经济、技术和政治上来说都是可能的，那么它要达到怎样的标准在道德上才是健全的？据埃弗里特·丹尼斯的观点：
我们许多人对一种制度真正感到担忧，这种制度大部分是由对信息采集或新闻的道德加工的基本知识不熟悉的利益所驱使。在上个月对国际传播研究所的通讯论坛的参加者作的一次演讲中，我极力主张要推动通讯道德的发展，这种道德将汲取新闻媒体业更加成功的特征，从而向真正为公众服务迈进一步。
这样一种信息道德至少将面临四方面的问题：
首先，无处不在的网络能保证使用者不受外界干扰吗？政府和商业机构的机密数据已经可以轻易地随手得到，在近来所出现的宏观系统中，一切重要的事情还怎么能被保护起来呢？
而且，从另一方面讲，用户怎样才能使他们自己不被那些不必要和不需要的信息侵扰呢？就像威廉姆·萨菲尔抱怨的那样：
一个无处可藏的社会使得人们毫无秘密可言，而且人们不再有个人独特的想法……当传播集团将电话网络与计算机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希望能使下面这一情况成为可能，即随着人类对所有的数据都一清二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地球上其他任何人接触到……处于电子控制的末端很难勾起我的兴趣。尽管一些空谈家以自己与外界保持联系而自豪，但并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必须经常或立刻与外界联系。事实上，人们更多的要求是能够偶尔、幸运地不为外界所干扰。加其次，色情文学和淫秽内容的极端表现形式应该在电脑空间放任自流吗？《通讯法》中有一项规定，在因特网上任何一处低于18岁的儿童能接触到的地方发表“下流粗俗”或“令人讨厌”的材料都被视为犯罪，违法者将面临处以25万美元的罚金和两年的监禁。
联邦法院在1996年6月裁决认为，因特网是在第一修正案保护之下的“永不休止的世界范围的交谈方式”。于是，几乎没有人期望克林顿政府或国会能拿出一项行之有效的传播规范法规。反色情文学的法律通常被看作是以其他方式进行新闻书刊检查和政府介入的第一步，能使家长将节目草绘出来的v芯技术可能也是不行的。如果法律和技术的解决方法无济于事，问题就在于道德准则对于粗俗一事的争论是否能起到意义深远的作用。
第三，非商业性的节目和信息服务将变得重要还是不重要？自然，500个频道从技术上来讲是可行的。它们会使教育材料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开阔我们的政治眼界或者使得大众保险的可选择性更易于让人理解吗？支伦·格德曼得出以下结论：
在我们加入这一快速通道之前，我们应该弄清楚90年代的美国人想要达到一种什么目标，这种科技是否能使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很乐意帮助我的医院或办公室得到一组更快的数据。但是我对于呼啸着从我门前经过的信息超高速公路持保留意见，比如……这一高速公路并不通向图书馆；它通向市场、早期的服务是为范围不十分广的社会中的娱乐和购物所提供的，汽车高速公路将人们从主干线上带到辅线上，超高速公路想把我们的家变成家庭式的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大林荫道，有人要求过这些吗？……超高速公路是在提倡，事实上是下赌注，促进超消费。¨“毫无用处的电子邮件正向我们扑来——天啊……收到不请自来的无用的电子邮件”是美国网上的600万名网友的“头号抱怨”，许多用户现在“每天收到的不请自来的电子邮件数目以双倍的数字递增”，电脑广告促销，以大量小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每天发送超过200万份广告电子邮件。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即时交换信息曾经是因特网的一大优势，现在很快就变成了“不请自来的销售造成的陷阱”。
第四，会有普遍可负担得起、易进入的网络吗？这是本章关于社会公正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克林顿和戈尔正致力于提倡大众进入网络，正如医疗保险应该包括每位公民一样，但是他们依赖于私有经济而丝毫没有鼓励将缺乏信息的人包括在内的意思。安德鲁·巴雷特1989年曾被乔治·布什委任为联邦通信委员会成员，他代表了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政府不应为大众进入网络提供保证，“我不接受普遍资助的前提，”他争论说，“我认为这是公众政策的失败。”我们最好从一开始就承认有些人会落后的，公司并不是慈善机构。
正如今天我们中还有穷人，正如今天我们中还有无家可归者，正如今天我们中还有失业者一样，我们必将存在信息来源丰富者和缺乏信息来源者……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提供进入网络的途径，但是我并不希望在全美的公司都必须给予资助的基础上来提供。
尽管巴雷特的观点属于现实的保守的政见，但很难从道德上证明是合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是，能否证明毫无区别地将资源平均分配给所有的人是恰当的。在怎样的基础上可以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考虑收入和地理位置的情况下，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综合性的信息从道义上来讲是合理的？
确切来讲，安德鲁·巴雷特并不赞成这一想法，他所代表的社会公正的观点是建立在是否有优势的基础上，这种观点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是以具体行为或成绩为基础来进行评价而不是仅仅根据人类所固有的价值来评价。于是，就认为那些付出最大努力或冒过最大风险或忍受过最大痛苦的人才应该获得最高的荣耀。尽管人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全部来源于他们个人努力或成绩的不同，但以这种观点来看，支付能力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决定谁应当享有这种服务的基础，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能否让用户自由地表达其喜好，满足他们的愿望，以及付出后能获得相应的回报，信息结构不公正的地方只在于供求或诚实交易被废除的程度上。
尽管这样，关于社会公正的另一个观念认为“应根据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来进行分配”，这一观点证明使大众普遍能够进入网络是正确的。在这里，争论并不是表现在所有感觉到的需要或不重要的需求都应予以满足。而是在于人类的基本要求必须同等地得到满足，判断的基础不是行为或成绩，而是人类本身。因此，关于哪些需要符合条件产生了正当的争论，在诸如吃、住、安全、医疗保险等最基本的问题上，人们达成了共识。作为人来说，人们分享一些普通的将他们划定为人的天资，这样，抛开个人成功的因素，我们均有权享有生活中那些能使我们以人道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的物质。无论何时社会分配生活必需品时，都应是不偏不倚的，在商品和服务中存在的自由竞争有史以来就是媒体实践的颇具影响的理论基础，但是对于有着极为重要职能的全国结构来说，以需要为基础的判断标准看来是更为合适的道德标准。
16．波士顿奇怪的暗杀事件1989年10月23日，波士顿警察收到了从汽车电话中传出的一条紧急信息，这条信息发自一向以危险著称的米申希尔区：“我的妻子中弹了，我也中弹了……噢，很痛啊，我妻子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她停止呼吸了。”球救者中断了呼吸，而此时警察局的调度加里·麦克劳克林还未能获知有关他确切位置的任何线索：“不要中断联系，我需要你，先生，喂？喂？你能听多吗？喂……喂，请拿起电话，我能听到你呼吸的声音，喂，快点，老兄，”警察和急救人员不得不跟随公共电话中传来的警报声找到了他。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查尔斯和卡罗尔·斯图尔特听完分娩课便离开了旆里格姆的妇科医院。根据查尔斯的描述，在回家的路上，当有红灯停车时一个说话粗厉刺耳的黑人跳到他们的丰田Cressida车的后座上，强迫他们把车开到一条偏僻的小巷，在近距离射程内杀死了卡罗尔，打中了查尔斯的腹部，并带着卡罗尔的珠宝首饰匆匆逃离。急救人员用剖腹产救出了卡罗尔腹中7个月的胎儿，但他只活了17天。由于城市暴力破坏了这对过于乐观的夫妇的美好生活，出于对他们的同情，一些政客参加了卡罗尔的葬礼。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斯图尔特为他妻子的葬礼写了一封辞别的悼念信：
“我将再也不能体会到握你手的感觉，但我将永远感觉到你的存在。我想念你，我爱你……我们必须明白上帝的愿望实现了，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必须宽恕凶手，因为上帝会这样做的。”他还拖着病体离开病床吻别了他死去的儿子。
波士顿市长雷蒙德·弗林下令在这件案子中要动用所有能找到的侦探。
在惟一的线索的引导下，他们按照惯例在米申希尔区犯罪现场周围拦截黑人并搜查他们是否私藏武器。三个星期后，威廉姆·贝内特（39岁，是一名有暴力记录已获假释的罪犯）被捕，并以一项与此案无关的指控被拘留。斯图尔特从警察局提供的照片中暂时认定他是凶手，但是后来在警察局的一队犯人中就认不出来了。
10个星期后，斯图尔特的弟弟马修告诉波士顿警察，枪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他在分娩课后碰到了斯图尔特，在哥哥的指示下，他拿走了从汽车开着的窗户扔出来的卡罗尔的Gueei手提包、钱包和化妆包，并把这些东西扔到波士顿郊外的派恩斯河里。马修还上缴了原以为被人偷走的卡罗尔的钻石戒指。他的律师声称马修这个时候才把事实的真相揭露出来，是因为他担心一个无辜的人可能会被起诉。
1990年1月4日，有报道说斯图尔特从托宾桥上跳进波士顿的米斯蒂克河里自杀身亡，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听说区检察官指示警察逮捕他。前一天晚上，他住进位于波士顿京郊布伦特里的谢拉顿一塔拉饭店。大概在早上4：30分后，他离开了饭店，驾驶着新的尼桑Maxima开了十公里，然后从桥上跳下去。在客座上发现了一段简短的纸条，上面写道：“我爱我的家庭……过去的四个月我就像是生活在地狱里……这一切毫无证据的指控耗尽了我的精力。”在饭店的房间里，警察发现了一张记有辩护律师电话号码的单子，但他从来没有打过，还有一个他动完结肠造口手术后必须戴的包。
据波士顿一家电视台的报道，在查尔斯自杀的前一天晚上，他向家庭的一位朋友倾诉了为了得到保险金杀死自己妻子的秘密，其他一些基于无名氏消息来源的报道则说他与另一个女人有关连。他妻子被谋杀三天后，斯图尔特提取了182，000美元的保险金。事实上，他给妻子投的是高额人寿保险，除了用这笔钱买了一辆新车外，他还购买了一副价值一千美元的耳环。
很显然，查尔斯本不想朝自己的腹部开枪，而是想打伤自己的脚部，只是在开枪时出了岔子。据说他想用钱开一个新的餐馆，而且相信他妻子和自己要做父亲将阻碍他的计划。
波士顿市长最初很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在他的城市咨文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谈他称之为“是对本城市的巨大欺诈……这证明了我们都是这个阴险的恶作剧的受害者，特别是对于米申希尔区的社区居民来说更是这样。”他对威廉姆·贝内特的母亲表示了歉意：“我活了50岁，读过许多悬念小说，但是我还从未听到过如此奇异、令人烦恼的事。”卡罗尔·斯图尔特的父母和哥哥以她的名义建立了一项纪念基金，为米申希尔区的儿童提供教育奖学金的保证。
后来，一位著名的黑人牧师对当地新闻媒体的过分报道进行了指控，认为这种具有偏见的报道“将黑人描述得不能再恶劣了”，以至于煽起了种族之间的紧张状态。而且确实，这一屠杀事件通常以不断重复斯图尔特用汽车电话拼命呼救开始，以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甚至通常很审慎的波士顿环球日报对斯图尔特一家的遭遇也渐渐地进行了报道，说他仍有“致富的可能”，他们的婚姻是“如此美满，甚至温暖着那些婚姻处于边缘的人们的心”。
媒体典型的解释构架是使受社会渣滓攻击的圣徒殉道，是一场善与恶之间进行斗争的史诗。斯图尔特一家和他们的悲剧在使人们流泪的同时，也成为肯定人们固有道德观念的灾难性的标志。波士顿警察在全国新闻大字标题的压力下，在罗克斯伯里和多切斯特黑人聚居的地区，以每天搜查200名黑人身上是否私藏武器的积极性寻找他们惟一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