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权力和我国最重要的利益是……你能否窃取到三年前所作的决策，一个造成一个国家现在为此付出代价，后果不论是好是坏的决策呢？你如何能盗到当选官员或任命官员思想发展过程的材料呢？……我决不会想到美国人会接受这种争论，争论你是否可以窃取有关公共事务方面的消息。
不幸的是，在所有漫长的维护《时代周刊》行动的争论中，竟没有明确地注意到职业道德问题。显然，决策是建立在专业价值和法律权力之上的，而不要在波特图式中的第三部分上争论不休。
第三，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是否处理得公正、准确呢？并非所有文件都发表了，因为它们已超过了7000页，跨越了25年的时空。许多实质性部分内容复杂，学术性强。《时代》的工作人员选择了欺骗性这一主题，那就是，美国领导者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对越南战争所发表的相左的言论。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在谈到编辑的职责时，对《时报》的评价并不很高：
为了把官僚式的研究改编成适合于报刊登载的揭露表里不一的欺骗行为的文章，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无须顾及当时的历史，必要时增加些文件材料以外的东西，还要删减实际研究中得到的断言结论。比如，为了揭露欺骗产生了东京湾决议案，《时报》不得不删除五角大楼文件中关于约翰逊政府试图避免在东京湾发生重大冲突的结论，并补充了美国有可能在老挝进行的挑衅行为，尽管这些在五角大楼文件里并没有提。
显然，最高法院的裁决标志着新闻界取得了重大的法律上的胜利。戴维·鲁顿斯廷把这种情况写成一本新书。他仍然对这种结果感到敬畏：“我认为在现代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哪个国家的法院会作出这样的裁决，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基本处在战争时代的情况下，新闻自由的价值。”尽管这件事已是陈年老账，但除了水门事件以外，它仍然是报纸上谈得最多的。这件事具有历史意义，因为祖籍英国的美国人原则上讲是按传统做法，几乎300年来都在谴责在此以前的遏制行为。道德问题是《纽约时报》及其他报纸是否“应该”以偷来的文件作为消息源呢？而且，对五角大楼文件内容的处理是否公正准确？虽然担保过要慎重使用这些文件。媒体一般不会同偷来的财产作交换。因此，这件沸沸扬扬的事不应使他们内疚。
按照前面所说的意思，从实用观点进行辩护是可能的，但不是非做不可。编辑是否都非常明白要为公众的兴趣服务或仅仅使用一个高尚的结局来为无能的手段作辩护？有职业道德的人仍然担心还会出现前面那样矛盾的事，因为他们怀疑这种文件中所描写的是不是准确的国防部的正式决策。
怀疑不道德的动机并非是任何尊重人类行为的道德体系所允许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纽约时报》应该表明它们可信地陈述了五角大楼的文件，而不是拼凑了一个故事。
13．明尼苏达保密案丹·科恩，广告机构的公关主任，负责处理惠洛克·惠特尼的政治运动，也就是独立共和党人竞选明尼苏达州州长的政治活动。就在选举前一周，加里·弗莱克尼，一位县级律师，前独立共和党议员，发现了一些文件，文件表明民主农工党的副州长候选人马林·约翰逊早在13年前曾因六美元盗窃案被逮捕定罪。
一群共和党支持者们建议科恩透露这些文件，因为他和当地媒体关系良好。科恩立即与四位记者联系，他们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的沼里·斯特迪文特；《圣·保罗先锋新闻电讯》的比尔·索尔兹伯里；美联社的络里·纳尔逊和WCCD电视台的戴维·尼梅尔。他们四个随后同意了科恩的声明：
我手中有一些文件，可能与即将参加选举的一位候选人有关——也可能无关；如果你们承诺保密，即把我当作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我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有关材料上，并且你们保证不会追问我信息来源，别我就把文件提供给你们。
《明星论坛》的编辑部派出了四五名记者，与这两个州长竞选班子里的成员联系，做后续报道。被派去查证法庭记录真实性的记者发现加里。弗莱克尼最近查阅过这个记录。弗莱克尼向记者承认他确曾把这个文件弄到手交给了科恩。
《明星论坛》负责最后定夺的编辑认为，如果对此不做报道，报纸就犯了隐瞒信息罪，便要斯特迪文特去问问科恩是否同意论坛报要他放弃匿名的承诺。她给科恩打了两次电话，科恩拒绝同意，他不想报道中涉及自己的名字。斯特迪文特坚决反对失信于科恩，并把她自己的名字从文章中撤下来。
1982年10月28日，《明星论坛》在头版底部刊登了报道，题为：“惠特尼·阿里揭露马林·约翰逊被捕事件。”文中描述了约翰逊的被捕与定罪，说消息来自于科恩，并确认他是竞选对手机构的代理人，处理广告业务。文中没有提及斯特迪文特关于匿名的承诺。这是该报首次毁弃记者对提供消息人的保密承诺。
《电讯报》也在10月28日出版刊登了类似《明星论坛》的报道。美联社则遵守了它的承诺，只是说法院文件“被泄露给记者”。而WCCD电视台则决定根本不播这则消息。
同一天晚些时候，科恩的雇主质问了他，在一番激烈争论后将他解雇。
10月29日，《明星论坛》在专栏中指责科恩自命清高及不公正的竞选手段。第二天刊登的社论漫画中称科恩为“骗子或拉票者”。11月7日，选举结束四天后，科恩开始了对《明星论坛》和《电讯报》毁约及歪曲事实的起诉。
八个月后，一个陪审团判给科恩200，000美元的实际损害费和500，000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费，由这两家报纸共同承担。陪审团发现两家报纸都先与科恩签订匿名的合约，后来又毁约。这个个案最近被提到这样的研究课题中来：即记者与消息提供人的关系是非契约性的；报纸争辩说这个争端只能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来理解。
为吸取科恩诉讼案的教训，《明星论坛》提出了一套使用匿名信息源的指导方针，认为搞新闻要完全排斥匿名的消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要用链子拴住一条狗，还不如封住它的嘴。现在报纸发誓要绝对守信、遵守诺言，只差康德的绝对说了。公司政策说消息提供人永远不会被泄露，只有三种情况除外：
（1）如果报纸后来发现，提供的消息是撒谎或者无意识地提供不可靠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暴露消息提供人，但也绝不能含糊其辞；
（2）如果处在生死关头，生命要得到保护；
（3）如果依据法律，要求说出提供信息的人，报纸也会考虑的。“如有必要，我们将用一切办法和美国最高法院斗争。”执行编辑乔尔·克雷默说，“但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坚持这点的话，报纸就要照办，我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明星论坛》的执行编辑，乔尔·克雷默认为“匿名的要求批准起来太自由了，问题是不能许下某种承诺”。发行的关键不是许下承诺。报纸认识到不遵守诺言（背弃信誉）就是挖自己的墙角，因此，为最小程度地承担许诺的义务，《明星论坛》已经建立了书面规章，内容如下：
记者必须向编辑说明提供匿名信息人的名字，提供信息的人必须知道：
报纸对提供消息的人保密的许诺权在管理部门而不能仅仅在个别记者身上。因此，报人必须明确地反复重申条件，不要含糊地陈述，比如：
“我或许不会署上你的名字。”
匿名的引证一般不会被用来表述关于个人和组织相左的观点，没有主编或执行编辑的批准，绝不能引用。换句话说，禁止用匿名入的消息源进行人身攻击。比如，在政治运动中用匿名诽谤、污蔑别人。
如果，匿名提供消息的人必须出现是惟一的选择——这种情况是很少的——记者和编辑一定会感到满意，因为从录音中是弄不到材料的。此外，新闻价值必须很可观，报纸也必须没有理由怀疑信息的可信性。消息发表时，必须有正当理由来保护提供消息的人（即不透露提供消息的人）。
即使向匿名人作了承诺，记者也应该在发稿前找到提供消息的人。
哪怕要匿名提供消息的人是不是重新考虑透露名字的事。如果消息源拒绝，编辑有权拒登，因为他们认为起初就不应该同意匿名。
历史地看，匿名提供消息的人几乎影响到了报纸新闻业的所有方面。
当法律的条条框框支配着我们对匿名的看法时，有的事情要去找法律作保护伞，需要奔波，还要为因为没有按照法律揭露提供消息的人的名字而被判决的事周旋。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迈伦·A．法伯在34周的谋杀案审讯中，就蹲了40天的大牢。在审讯期间，他坚决拒绝交出笔记和匿名人的名字供法官检查。实际上，克拉克·R．莫伦霍夫以这种忠告的方式，概括了他对守信义的原则：“如果诉讼打一开始就以蹲监狱、罚款来威胁你，强迫你说出消息源……你就应该做好准备去蹲监狱、付罚款、付诉讼费。你的出版商能为你付罚款、付诉讼费，但不能替你坐牢。”zo换成道德的准则来看，争论的焦点在承诺的实质是什么。如果把“遵守诺言”理解为道德规范，那么新闻专业人员就更不热衷于搞匿名消息了，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轻易地许诺。另一方面，一旦作出承诺，媒体在道德上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除非他们恪守诺言。以处理日常事务的道德标准来看，恪守诺言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新闻报道真实的意义所在。
14．农药恐慌1989年2月，电视节目《60分钟》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施用过化学药物Alar的苹果对孩子有害。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一个非商业性环保组织的一篇报告。其中陈述道，Alar会将孩子体中daminc）zide的成分增加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自从1968年以来，Alar对于苹果产业来说就已成为能使苹果更红并延缓其成熟期的重要物质。“没有Alar，”一位种植者解释道，“我们就必须在那些苹果落地前四到六天进入种植园。”没有Alar，一些苹果就只能以青涩、毫无视觉吸引力的面貌进入市场。但是当科学家在1985年指出Alar及其中的一种卫生产品会在动物体内引发癌症时，很多种植者就停止使用了。
现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认为这种危险可能危及到孩子。
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立即把这个信息作为她坚持不懈地反对农药运动的原因之一。她很快就被邀参加“I）onahue"’节目和其他主要的脱口秀节目，并被邀在美国国会上的紧急意见听取会作证。22一阵苹果恐慌接踵而至。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学校的自动餐厅都下令把苹果从菜单上和贮藏室里撤掉。一位国际苹果协会的官员接到了一名惊恐的消费者的电话，问他们的苹果汁是倒入排水沟还是扔到有毒废物垃圾箱。苹果罐头上贴上了标签，说明里面的苹果是无Alar的。在华盛顿州，这个种有占全国苹果量50%的地区，面临着减产的经济损失。
一位校领导说道：“正是过激反应和愚昧无知才导致这种愚蠢的论点。”
加利福尼亚保健部门的董事肯尼恩·凯泽说，这种恐慌造成了一个有毒的魔鬼，而事实上，在这场苹果骚动的高潮时，驻圣地亚哥（智利）的美国大使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一艘驶往费城的货船“阿尔梅里亚”上所载的葡萄中就掺杂有氰化物。因对Alar无动于衷而受到批评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在美国机场和码头没收了2百万板条箱的水果并建议消费者避免食用所有的智利水果。这当中包含有大多数的当年早春市场中出售的桃子、西瓜、青苹果、梨、梅子、黑莓和蓝莓。日本和加拿大也照做不误。价值1，500万美元的水果到处成堆地摆在智利的码头无人问滓。20，000名智利食品工人被迫失业，而另外20，000名工人被安排做一些暂时性的工作。被智利人责骂为反应过度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官员弗兰克·扬，坚持认为他宁可安全而不在乎道歉。
由于上一周的苹果骚动，人们的水果恐惧症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那种气候下，富于戏剧性的政府干涉是惟一的选择。
国家食品加工协会的领导者麦克唐纳，责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只求表面而非严肃地对待科学依据。科学家们没有研究出Alar对人类是否有害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已经把他们的发现递交至专家以寻求争论和评估，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却通过它的公共关系，与《60分钟》节目协商了一条“独家新闻报道”。在麦克唐纳看来，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并没有搞清楚所有在长的苹果当中只有5%的苹果仍在被喷射A1ar。这也反映了此消息正是一个金钱饥荒的商业产业和无能的政府机关之间的公然敌对。而且，批评舆论还认为新闻媒体是问题之一，因为他们并没有明智地报道这起复杂事件，在没有澄清阐明措辞的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就说某一化学物质有毒，比如，引导公众去想，吃一个苹果，就可能得癌。z，为阻止现代社会变得可怕和僵死，有一种观点坚持让强大的政府监视工作，要更尽心尽职详细地了解超市的消费情况。基于这个观点，新闻界就不应把自身看作是公众健康的担保人，而应看作是那些对问题更有辨别力的社会部门的助手——在这里指当地的零售商——而不是造成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