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不赞同封禅？难道是朕的功业不够高？仁德不够厚？国家不够安定？年景没有丰收？四夷没有臣服？”
魏征恳切回答说：“陛下的功业虽高，但百姓得到的恩惠还不够多；仁德虽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及天下所有的人；天下虽然太平，但是百废待兴，国家财力还不十分充裕；庄稼虽然连年丰收，但库存还有空虚。这样，怎么能向天地众神报告功业圆满呢？这就如同一个人患病十年，经过医治，虽然好转，但是体力还未恢复，如果马上让他挑一担米，日行百里，显然是不行的。隋朝时的荒乱，不只十年，陛下像良医一样，治平天下，但国家元气未复，这时候就举行封禅，祭告天地，说功成业就，臣以为是不妥当的。再说，我朝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储尚虚。举行封禅，千乘万骑，沿途州县的供应负担，可是一笔不轻的负担。陛下封禅，四邻各国必派使者前来祝贺，随从前往。但是中原自伊水、洛水以东，直至海边，千里之地野草丛生，人烟稀疏，满目荒凉景象，路程艰难。这不正是让四夷看中国的虚弱吗？我朝竭尽财力，给予厚赏，也不能满足四夷图财的欲望。封禅之后，即使连年免除赋税，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这种图虚名而处实害的事，陛下怎么能做呢？”
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思前虑后，感到很有道理，遂决定停罢封禅一事。这就使国家减省了一大笔财政消耗，使中原百姓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劳役烦扰。
作为专制皇帝，在求谏和纳谏上，唐太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贞观前期，对于大臣诤谏，太宗基本上做到了虚心听取。但是，对一些言词激烈，特别是像魏征那样直言不讳的进谏和争辩，秉性要强好胜的太宗，有时也感到太伤体面。有一天，退朝回宫，太宗气愤地说：“总有一天要把这个乡巴佬杀掉！”长孙皇后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经常当着百官的面叫朕下不了台，朕非杀他不可。”长孙皇后一听，急忙退出，穿上朝服(上朝所穿礼服)进来，恭恭敬敬地向太宗道贺。太宗惊讶地问道：“何贺之有？”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明臣直，皇上英明，臣下才敢直言。魏征敢于直言，正是因为陛下英明啊！我怎么能不表示祝贺呢。”太宗这才转怒为喜，心中对魏征更加敬重。
有一次，太宗在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境内)丹霄楼宴会群臣。酒饮到半中间，太宗对宰相长孙无忌(长孙皇后之兄)说：“魏征、王畦过去服事隐太子(即李建成)和巢刺王(即李元吉)时，实在可恶，朕能够抛弃旧怨，发挥他们的才能，可以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征每次进谏，只要朕不听他的话，朕发表什么意见，他总是不立即赞成，这是什么缘故？”
魏征在一旁答道：“臣所以进谏，是因为觉得事理不对。如果陛下不听取臣的话，而臣立即顺从陛下的话，只怕就照陛下的意见办了。”
太宗道：“你可以当时答应一下，等别的时候再来提意见，这难道也不行吗？”
魏征说：“从前舜告诉群臣，叫他们不要当面服从，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如果臣当面答应了，等到别的时候又来提意见，这就是背后有意见。这可不是稷、契对待尧、舜的态度。”
太宗听了大笑起来，说：“别人说魏征举动粗率傲慢，朕只觉得他非常可爱。”
魏征立即拜谢道：“陛下启发臣要畅所欲言，所以臣才敢这样。要不然，臣怎么敢屡次冒犯陛下的尊严呢！”心中有数。
就会占得主动
善为事者，时时心中有数，绝不在没有算计的情况下，随意出手，否则就叫乱出手。当然，一个人善于抓住时机，见机而进，固然是英雄本色，但激流勇退，能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也是智者之举。这一切都取决于心中之数。适可而止，就是在竞争事业中，时刻注意和自身利益相统一的数量界限，绝不超过度，绝不使事情发展到反面。
同样，为人处世都有一个保持质的数量界限，也就是度。超过或者不及，都会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度的存在，要求我们无论做何种事情，都应有个数量分析，做到“胸中有数”，方可攻守转换。魏晋时期的大军事家曹操，深知适可而止之道，《三国演义》讲道，曹操攻下张鲁的老巢——南郑，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必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以消灭。
但曹操不以为然。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曹操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失此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袭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见好就收。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只是因为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没有吃亏上当。
和曹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备。
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怒而兴师，发动伐吴之战。虽然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但在战役之初，刘备凭借优势兵力，有利地势，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指导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攻城夺地，捷报频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不少主动。在杀气腾腾的蜀军进攻之下，吴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重修旧好，一同灭魏。
应该说，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试想，即使战争胜利，还能彻底消灭东吴吗？假如刘备头脑清醒，见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从而使战争得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但是，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数，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人，企图消灭东吴。结果大军攻到目的地便成了强弩之末，非但未能灭吴，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
还有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那就是关羽和诸葛亮。
三国时期，荆州的归属，一直是吴蜀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赤壁之战后，刘备占领了荆州。对于刘备说来，荆州不能没有，因为这是向西川发展的基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三分天下、进而统一中国的条件。但是，荆州也是东吴的门户，要统一长江以南，发展自己，也必须夺取荆州。为此，赤壁大战后，孙权便派鲁肃前往索取荆州。
照理说，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的胜利，荆州作为从曹操手中夺取的战果，归刘备所有，名正言顺。况且，刘备漂泊半生，连个立身之处都没有，占有荆州也没什么不可，完全可以讲出一些理直气壮的话来。但诸葛亮对鲁肃说的却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提出暂“借”荆州。
一个“借”字，体现了诸葛亮办事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精神。当时的刘备，和曹操、孙权比较，力量还很弱小，必须和孙权结盟，共拒曹操，方能立稳脚跟，发展壮大，以图大举。假如提出占领荆州，激化吴蜀的矛盾，就会破坏吴蜀联盟，打破既定的政治战略，造成全局被动。而用一个“借”字，就避免了这一危险，就是说“借”荆州，既保证了刘备的可靠后方根据地，又维护了孙刘双方的同盟关系，不过不及，恰到好处。
但关羽这个人却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这番苦心。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曾告诉关羽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他一直没把“东和孙权”放在心上。在与东吴的多次外交斗争中，凭着一身虎胆、好马快刀，从不把东吴人包括孙权放在眼里，不但公开提出荆州应为我们所得，还对孙权等人进行人格污辱，称其子为“犬子”，使吴蜀关系不断激化，最后，东吴一个偷袭，使关羽地失人亡，悲惨至极。虽然，关羽的失败不能全部归结于他处理与东吴关系时的不谨慎，但至少他的过激行为，造成了吴蜀联盟的破裂，使东吴痛下决心，以武力收复荆州。
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的所作所为，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确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处事心术。
就心力高低的区别而言，就一定的意义说不在能不能做什么事，而在能否做应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你做了，即使很巧妙，也只能证明你心力低下；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即使显得无所作为，也是心力高超。唯有在纷繁复杂的事变面前，清楚地知道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方为智者。苟况曾说过：“知所为知所不为，则天地官而万物役也。”老子也说过“无为而无不为”。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
一步一步辨清人
看透人，才能办成事，这是成功的硬道理。但有些人是很难一下被看透的，关键是他们包裹得太严。在古代，有些人不仅给自己戴上面具，上面还要多涂一层油彩，这就需要在他身边的人能够看透他的面具，一步一步辨清人。
颜真卿不只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也是唐代最为杰出的忠贞大臣。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河北20余郡望风而降，唯有颜真卿，以一座小小的平原郡城，孤军独立，誓不降贼，成为抗击叛军的中流砥柱，赢得唐玄宗极大的赞叹。以后，他历肃宗、代宗、德宗几朝，德高望重，天下景仰。
奸相卢杞当权，容不下这样的老前辈，想将他挤出朝廷，问他：“想安排你去外地任职，你看哪里对你比较合适？”
颜真卿在朝堂中当众回答道：“我这个人由于性子耿直，一直被小人所憎恨，遭到贬斥流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今我老了，希望你能有所庇护。当年安禄山杀害了你的父亲，将首级传到那里，以威胁我投降，我见到你父亲脸上的血迹，不敢用衣巾擦拭，是我以舌一一舔干净的，难道你还不能容下我吗？”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使卢杞不禁惶然悚然，立即对颜真卿下拜，但心中更恨他了。那时，割据淮西的藩镇李希烈起兵反叛朝廷，自称天下兵马都元帅，其势汹汹。德宗向卢杞问计如何平息，奸诈的卢杞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来除掉颜真卿，便对德宗说：“李希烈是个年轻的悍将，恃功傲慢，他的部下不敢阻止他。如果朝廷能派出一位儒雅重臣，向他宣示陛下的恩德，陈述逆顺祸福的道理，李希烈必然会革心悔过，这样就不必大动干戈而将他收服。颜真卿是几朝重臣，忠直刚强，名重海内，人人都敬服，他去最为合适。”
那个不辨忠奸的德宗皇帝完全听从卢杞的意见，朝中有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有人劝告颜真卿说：“你一去必然会遇害，暂且留下来，看一看朝廷会不会有新的命令。”颜真卿慨然道：“国君之命，怎么能够不从？”也有人上书朝廷说：“失去了一位元老重臣，这是国家的耻辱！请将颜真卿留下吧！”
颜真卿义无反顾，受命即行。到了李希烈那里以后，李希烈使出各种手段，用尽威逼利诱之能事。时而派出一千多名士兵，拔出匕首，围着颜真卿，张牙舞爪，似乎要将他一刀一刀地割碎生吃；时而又在他住的馆舍挖个大坑，声言要将他活埋；时而又架起干柴，浇上油，燃起熊熊烈焰，威胁要烧死他；时而又劝他拥戴李希烈为天子，并许愿封他为宰相。对这一切颜真卿不为所动，大义凛然，最后终于被杀害，令人叹息！
在古代，借人治人的手段不仅为奸佞大臣所常用，那些住在后宫里的女人为了争宠，也喜欢运用此法，酿成无数悲剧。
唐高宗时，皇后与武则天争宠，互相在皇帝面前诋毁对方。高宗虽然比较偏向武则天，但还没有打算要废黜皇后的意思。武则天为了登上皇后宝座，策划了一场阴谋。
武则天有一个女儿，高宗、皇后很喜欢这个婴儿，常来看望。一天，皇后来看孩子，武则天借故躲避，皇后独自一人逗孩子玩了一会儿，就离去了。皇后一走，武则天马上进屋，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活活扼死，再用被子原样盖上。隔了一会儿，高宗来看孩子，武则天假装和他说说笑笑，等皇帝要她抱孩子时，她拉开被子，惊叫一声，立即大哭起来，高宗上前一看，原来他极其喜欢的这位小千金早已手足冰凉，死去多时了。高宗龙颜大怒，叫来宫女、太监询问有谁来过此地，他们只得说皇后不久前来过，高宗于是认定是皇后与武则天不和而下此毒手。这时，装得悲痛之极的武则天又把平时收集的皇后过失，一一向高宗诉说，高宗因此有了废黜皇后的打算。就这样，武则天借刀杀人，嫁祸于人，为自己登上皇后宝座扫清了道路。
上述两例说明，我们做人办事，一定要防止那些小人行为，不被他们的奸诈所蒙欺，要能及早地一步一步辨清小人，看透他们，防止出现失手，即防止别人借刀杀人，留下遗憾。
稳住自己等于击垮对手
当一个人要与对手较量，要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更要谨慎，其困难的程度或许更甚于透视对方心意。尤其是当事情和自己有密切关连的时候，要保持心情的稳定，更不容易。所以，在打算试探对方之前，必须在心理上先做准备，否则一旦事情发展到对自己相当不利的情况时，本身就会先发生动摇，计划的进行当然就会受到或多或少的阻碍。举个例子，当你发现对方暗中有背信行为时，就怒气冲天，不能冷静地考虑对策，自然就无法正中要害，给他致命的一击。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冷静应付，否则前功尽弃，枉废心机！
在这方面有精彩论述的中国古籍，最好的就是《战国策》和《韩非子》，原因在于这两本书在透视人心方面，不但有独特的见解，并且举出实例加以说明，使得读者更容易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