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暴死的噩耗是我在一中偶尔听到的，死因不详。那一天毛泽东又发表了一条最新指示，三中的造反派们扔下马老师的尸体，在总司令左老师的率领下，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地游行示威去了，因为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比，造反小头马老师：卖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可是马老师连村上的人都不如，他死了没人给他开追悼会，没人寄托哀思，死了就死了。
自从离开三中以后，我再没见过马老师了，他红着眼眶，低着脑袋，满脸沮丧从教导主任郭少华那里走出来，成了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
陈新
我一到三中就听说这里有个右派，姓陈名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之意。但我还不知道陈新是谁。一日上历史课，一位个子奇高奇瘦，身穿浅灰色的中山装，脖子上的风领扣系得严丝合缝的老师大弯着腰，勾头走进教室的门，走上讲台对大家一掬躬说，我叫陈新，本学期奉命教你们历史。说时一张脸上毫无笑容，说完就干咳一声，开始讲了。我这才知道此人就是陈新，我觉得这个老师的相长得很丑，走路说话也怪，大概这样的人就是右派。我打量了他又打量教室的门，发现他进来时不勾头是不行的，不勾头门框就会碰他的头。多年以后我想起一句流行中国的谚语，人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那时我才觉得这句话是很适合陈老师的。他蓄的是一个大背头，用梳子从前往后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初看有些麻点儿，再看就知道只是皮肤粗糙。他的两腿又细又长，肩膀又宽又平，站在讲台上像是商店里一只挂衣服的架子。
陈老师的历史课讲得非常好听，像是饱学之士演讲，又像鼓书艺人说书，既没有讲义，也不做板书，四十五分钟的时间自始至终就凭着他一张嘴。上别的课的时候，包括胡老师的语文课和马老师的数学课，同学们都喜欢在下面交头接耳，做小动作，上陈老师的历史课则不一样，如果有人在下面说一句话，甚至咳一声嗽，立刻就会招来前后左右同学的一片斥责，大家义愤填膺地小声警告道，哪个杂种东西再敢出声，下课以后看老子不砸死他！不小心出了声的同学害怕当杂种和挨砸，于是就百般地克制着自己，让教室里除了陈老师一人的讲课声，绝无其他一丝动静。陈老师讲课既不是胡老师那样的普通话，也不是马老师那样的地方话，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本地人，但他那种不伦不类的声音我们特别爱听。
有一次他正讲到大明王朝的兴起，有人扑地放了个屁，一时间教室里有人捂嘴，有人怪笑，有人斥责，李传芝等女同学则绯红着脸，趴在课桌二身子一耸一耸的。陈老师却无比的镇定道，大家雅静，大家雅静，放屁是人体内部的空气受到挤压之后，自然而然发出来的一种声音，当然同时乜散出一种氨气，非常正常，不必惊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那年也放了一个屁，比刚才这位同学的还响，但是有位大臣当场就做了一首屁赋，说是声若洪钟，气如兰草。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这位放屁的同学一听放屁不但不受批评，反而引出陈老师的一个典故，高兴得举手承认说。报告陈老师，刚才这个屁是我放的！陈老师哦了一声，板着一张丑脸点评道，你不是皇帝，放的自然是个臭屁，臭死人了！同学们又哄堂大笑，纷纷掩鼻。
陈老师在三中个子第一，可惜他不会打篮球，乒乓球也打得糟糕透顶。但他却能常常胜了别人，因为他以发球出奇制胜。他打球时也穿那件浅灰色的中山装，脖子上的风领扣也系得严丝合缝，中山装的袖子长而肥大，他先把球藏在左边的袖口里，发球时左右两手一同挥动，趁对方毫无准备的时候，蓦地一球发了过来，对方接它不住，他就赢了。打乒乓球如此，下象棋也是如此，他本来是个臭棋篓子，与学生对局，眼看着车马炮逼宫老帅，这时他的一个又瘦又尖的锥形的屁股就慢慢离座，身子凭空悬了起来，微微往前倾着，像一匹大龙虾，两眼作视察对方营帐状，一手却从长袖中静悄悄地伸出来，将对方运过来将军的车马等物偷进袖里，然后又回眼自望，嘴里喃喃自语道，咦？你将军？你用什么东西将军？对方一看果然没有将军的棋子，明明怀疑是被他使了手脚，却又捉不住证据，再说他又是个老师，认真不得导，一盘棋到底和了。
陈老师虽然只带我们副课，却很喜欢语文数学都好的我，常常在历史课上也牵强附会，把我夸得不亦乐乎，因为他的口才太好，我被他夸得有些不好意思。放学以后他还喜欢邀请我到他的宿舍去玩儿，因为三中离我母亲工作的地方有一百多里，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住校读书，每个学期只能回家一次，平日里有很多的课余时间供我打发。有时我就约上一两个同学，到陈老师宿舍去坐上一会儿。陈老师的宿舍是一间木板隔成的小房子，里面只有一架木床、一张桌子和一只凳子，床上的被子他也不叠，就那样松松垮垮地卷成一个长筒，猛一看里面像还睡着一个人。桌上乱七八糟地码着书，根本就没有写字的地方。凳子上堆满了脏衣裳和脏袜子，客人进去只能和主人一道坐在床上。整个屋子又脏又乱，臭气熏天，而且他还不开窗子，像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但他的桌上有一样东西，和这间小房子里的整体风格极不协调，那是一面小圆镜子，镜子的一面是水银玻璃，一面是透明玻璃，透明玻璃的这一面是朝外的，这说明陈老师知道他长得丑，不怎么照自己的像。朝外的透明玻璃里嵌着一个女人的照片，这个女人非常年轻，非常洋气，非常漂亮，三中的几个女老师，包括教我们俄语的女姜老师都无法和她相比。我第一次带同学到他宿舍去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愣住了。那次我带去的一个同学名叫王连举，和以后的样板戏《红灯记》里那个出卖李玉和的叛徒是一个名字，现在回忆起来，我的这个同学长得居然很像那个叛徒王连举，可能纯属巧合。王连举在三中是个各方面都不突出的人物，如果不是我带他来，陈老师是不会请他来的。陈老师要我们坐在他的床上，我们不坐，我们就呆呆地站在那个女人面前。
王连举指着那个漂亮女人问陈老师说，她是演电影的演员？
陈老师摇头说，不是。
王连举又问，那她就是演戏的演员？
陈老师摇头说，不是。
王连举还不甘心，忽然大声叫起来道，我知道了，她是你的媳妇儿！
陈老师这次没有摇头，眼睛闪闪发亮地盯着我们，好像自己也被这一声叫叫愣了。我们都认定是这回事了，不由得为陈老师高兴起来，但是就在这时，他终于还是把头摇了一下，一张丑脸笑了笑说，不是，谁都不是，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画的。
于是我们就争相猜是他的哪个朋友，是不是带我们美术的齐老师？猜了一阵没有结果，又怀疑那根本不是一张画像，而绝对是一幅照片，玻璃里的那个女人是真的，她真的有那么漂亮。陈老师不再和我们发生争辩，他把一根奇高奇瘦的身子盘膝打坐在臭烘烘的床上，眼里跳动着两点水湿的亮光，好像快要哭了一样。那天我们在他的宿舍玩儿了很久，王连举的嘴巴都说渴了，他看见陈老师的桌子上有一只水杯，杯子里还有半杯凉茶，端起来就要往嘴里灌，坐着发呆的陈老师好像突然醒过神来，跳下床就把茶杯夺到手里，去找只别的杯子给他倒了杯开水。
陈老师说，喝吧喝吧，我的剩茶不要喝的。
关于那个漂亮女人是不是陈老师媳妇儿的谈话，就这样在王连举咕咚咕咚的喝水声中结束了。后来我们觉得这是个秘密，再后来我们觉得陈老师不许王连举喝他的剩茶也是个秘密，再再后来，我们把两个秘密联系起来，觉得是不是因为陈老9币得了一种什么病，他的媳妇儿就不跟他了呢？
陈老师和我的特殊关系，自然引起了其他一些同学的嫉妒，他们终于对他反感起来，而且还迁怒于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位同学写他的大字报，报头的大字标题是：“请看右派老师怎么鼓吹右派儿子是天才的！”正文开头是一首快板诗：“什么藤儿结什么瓜，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什么人喜欢什么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的父亲是个右派，大字报上的右派儿子当然指的是我。接着又有一位同学，大字报上说是右派陈新丧心病狂，为了把肺病传染给革命学生，就要学生用他的茶杯喝茶。我从这张大字报的口气和字体上，一下子认出是王连举写的，这个坂徒。我很气愤，可是我知道我保护不了陈老师，不久我就从三中转回了一中。
在一中我却仍不放心三中的事，又听说在一次批斗中，有个红卫兵造反派质问陈老师为什么长那么高，比无产阶级革命教师，比方说左老师和马老还高出那大一截，极不服气地拿起一根木柴，呼地挥向他的双腿，顿时将其中一只生生打断。陈老师当场就侧脸倒在地上，哎哟叫着，用一双痛苦的眼睛向那位打他的同学望去，同学也望着他说，你还想变天吗？再望就挖掉你的两只狗眼！陈老师长叹一声，瞑目待毙。
公元1979年春天，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平反昭雪，结束了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我也历经十年知青的磨难，离开农村参加了工作，单位就在本县的人民银行。由此我想到了陈老师，想他肯定也平反昭雪了吧，找人一打听，果然他也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教师级别，补发了多少工资，而且还有一件特大的喜事，他和他的一名学生的母亲结婚了，那名学生自然是低了我多少届。这时我才又回忆起曾在他的宿舍看到的那张女人照片，回忆起我们问到她时他那眼里的泪光，我居然妄下断言，她一定：是他二十二年前的女朋友，他们曾经相爱，他们有过故事，他的青年时代失去的东西，人到老年也没复得，我只愿他从此以后过上几年普通百姓的日子。
然而时隔不久，从三中方面传来一个消息，陈老师听说一位“文革”中吊打他的造反派老师死了，当晚和他的学生之母，他的新婚之妻，举杯痛饮，仰天大笑，结果笑破了肺气管，当即吐血而死。传消息的那人没有告诉我暴卒的造反派老师是谁，我把三中的老师在记忆里排了个队，怀疑那人极有可能是马正成老师。马老师和陈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死我活地斗争了十年，马老师一直是个胜利者，而陈老师刚刚由败转胜，一个生命的失败却在暗暗地等待着他，不过胜利者马老师也死了。马老师在死之后毕竟还是杀死了陈老师，他们又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进行“文化大革命”了。
陈老师大笑而死之后，有一次我对重新工作的父亲提起了他，父亲听着听着睁大了眼睛，望着我问，怎么，小陈是你的老师？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 我也一愣，突然想起“文革”中那张攻击陈老师和我的大字报，什么阶级、右派、种子和瓜儿之类的话，这才觉得作为一个县里的两个右派，他俩有可能是互相认识的。我说，他是我读三中时的老师，你只问过我一中的老师。
父亲回忆着说，那时我在县委里面工作，他是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员，归县委宣传部管，反右刚开始的时候县里在理论上搞不清楚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就派他给反右小组讲课，课讲完了，他就成右派了。
我听了开始想笑，接着又想哭，后来就哭笑不得地干巴巴坐着，和父亲久久对望，嘴里一个字也没说的。我望着父亲的的眼里渐渐有了悲哀，方才明白父亲当年的这个右派，原来是组织上听了我最喜欢的老师的讲课，按照右派标准划出来的。
父亲忽然又问，刚才你说什么？你说他……死了？
我说，死了。
父亲把眼睛闭上了，哀悼似的轻轻叹口气说，一辈子啊，一个人就这样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