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的彭先生我的祖父膝下四子,最有学问的应数我的大伯。依彭氏家谱,忠良学友昌,世代兴家邦,父亲这一辈应是“代”字辈的,因此大伯名代礼,二伯名代义,老三是我父亲,按理说他的名字应叫代仁才对,可是受尽当地甘氏大族欺负的祖父,忽然发现了一条真理,人仅有礼义仁智信是不管用的,还得有一把子力气,威武猛烈,最好还像他一样会点武功才好。祖父曾生擒豹子,力敌数人,他的儿子至少得青胜于蓝,于是便为父亲命名代魁,为四叔命名代胜。
大伯作为彭氏长子,后来在旧学任教兼做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的时候,却用了至行的代号,这名字令我疑惑至今。至者到也,行者走也,他究竟是想悬崖勒马还是想继续前进,是想一心教书还是想从党从政,这是个谜。也许正当他犹豫徘徊,进退维谷之时,新中国解放了,他被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劳动改造三十年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平反昭雪,恢复教职,原因是他早先追随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担任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重返教坛之后,他曾在一所邻近的学校讲过几次数学,但学生们都不好好听讲,还有的在下面指着他说,他不是那个历史反革命彭至行吗?
他是很想教书的,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教书,但他实在教不下去,就只好不教了。
不久他就得了大病,一病不起,终至辞世。此前的三十年中他都没有得过大病,或许他早已经重疾在身,只是无从察觉而已,可能那个时代不许他病,只许他劳动改造。
平反后他只拿了几个月的工资,从而给国家省了不少的钱。
在他漫长的劳动改造期间,生产队的社员并没有叫他历史反革命彭至行,而都叫他彭先生,一任一任的生产队长都从不给他安排重活.要么看境,像在边境线上巡逻的战士一样,不让贼人偷窃玉米一类的庄稼,要么刮坎,手握一张半月形的薅锄将长在田坎上的杂草清除干净。这使公社干部无数次地大光其火,批评生产队长和队员群众没有阶级觉悟。但批是批,彭先生还是只干轻活,不干重活。
在全生产队几百个劳动力中,大伯的出勤率:是最高的,除了大年三十初一,春秋四季,下雨飞雪,他几乎全都在地里干活。那一张半月形的薅锄是他唯一和永远的武器,他把它磨得像老剃头匠手里的剃刀一样锋利,以便保证他把蓬头散发的田坎剃个净光。在刮坎除草的漫长岁月里,他研究出了一个如何打磨锄口的绝招,每晚收工之后,坐在月亮下面.,对着锄口呸地吐泡唾沫,然后用一块瓦片在上面来回擦动,不一会儿锄口就磨得雪亮,锋利如一把剃头的刀子了。
不知道他以唾沫磨锄,其亮如雪,其利如刀是个什么原理。
大伯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教五经四书,子日书云。父亲从小就不是个好学生,调皮捣蛋,胡作非为,大伯视他为害群之马,不严加惩戒何以能正学风?遂命两名力大无穷的学生将他放倒在一条硬木凳子上,一人按其头,一人按其脚,大伯则亲持教鞭,将他同胞兄弟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然而尽管这样发狠地打,解放以后党组织即将任命父亲做第一任县公安局局长时,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国民党哥哥的缘故而撤销了此议。
相信大伯是一位书法家,始于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一次课堂上的演讲,此前曾听父亲多次宣扬,我都认为他是吹牛。老师名肖远成,是我大伯解放后教过的学生,他为全班同学每人写一张大字,吩咐各自夹在大字本的薄7纸下面,照着纸上透出的字样,每日写张大字交他批阅。全班谁都领了他的字模,唯我没有,追着去要,肖老师说,你的回家让你大伯写吧,我的字是没法跟他比的!
从此我才开始注意大伯的字。我注意到方圆几十里但凡有婚丧嫁娶的事,尤其是年关将至,大伯的业务就来了。他把一扇门板从门框上卸下来,平放在两条长凳子(我怀疑这长凳是父亲爬着挨过打的)上,挽袖站桩,洗笔磨墨,用一把快刀将红纸裁成五尺长短,六寸宽窄,提笔蘸墨,运腕挥毫,着一人站在对面,双手捏住红纸上端两角,每写一字,将红纸轻轻上移数寸,一联写毕,双手换捏在红纸的上下两端,将墨迹未干的对联平铺在地上。
我喜欢看他写字时的脸,甚于看他写在对联上的字。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极严肃,极神圣的,这一刻他真是忘乎所以,忘了自己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是一个用锋利的薅锄清除田坎上杂草的老农,他竟一变而成了一个艺术家,彻底陶醉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
每年从腊月二十四日清晨,至大年三十晌午,他都要坐在一个名叫蒋堰的小镇上,出售自己写在红纸上的书法作品。小镇上卖春节对联的除了他,还有一个号称书法家的凌某,凌书法家的对联一天卖不出去几副,大伯的对联却早早就没有了,人们还等着要买他的,逼得他临时买纸,现给人写。凌书法家就向大伯提出一个建议,说是为了扩大声势不妨珠联璧合,两人将对联放在一起来卖。然而珠联璧合之后,凌书法家的营业额虽比同期有了上升,但真正识货的人还是挑着买大伯的对联。
大伯写了三十年的对联,从来没有自己编过一副。他的对联上的文字全都是从书报上面抄录下来的,明知道有些对文既不对偶,也缺文采,无非是两句长短差不多的革命口号,他也每字照搬,不仅照搬,而且还把照搬的原件保存好,防止有人认为里面有政治问题,来追查的时候他好有个凭证。
其实大伯过去做教书先生,赏析对联是他的一绝,起句落脚,平仄对仗,常以明朝大学士解缙为例,讲他在“门对干竿竹,家藏万卷书”一联上的即兴添减字数,号召学生模仿并创造之。小时候我听他讲过解学士的出口成诗,那都是一些妙趣横生的句子,每每忆起,难以忘怀。
我的毛笔字写得并不好,他却一心想为彭家推出一位书界新人,有人请他在红纸上写几个字,代替门神贴在门上,他就倒一个手让给我写,见人双手捧字赞不绝口,他高兴得眼泪都笑了出来,对人亮出我这张底牌说,哈,这是我的侄儿兴国写的!
我十八岁的那年家里盖房,在大伯的怂恿之下,立门时我自己写了一副对联,用现在的话说,那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我与大伯不同,对文偏偏是自撰的。大伯与人一道站在门前,一颗脑袋偏来偏去地欣赏,听得一个读过书的人说字虽写得不错,上联中“已然”二字却应改为“依然”才好,大伯就以权威的资格站出来发言,说是不对,“依然”是指仍同此前,而“已然”则是一个转折,唯此二字最见深意,好。
大伯共有三子一女,惜乎没有一个继承他的书法,甚至百分之五十连人都没有长大,余下两个: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长子兴顺,恰恰不顺,死于突发的癫痫病,大伯闻之顿足长哭;次子兴强,命更不强,上山砍柴从悬岩上摔下来,大伯猝见儿子的尸骨,这次只喊了一声我的强娃子呀,人便成了一段木头,仅剩的一儿一女以为他也活不成了,不料片刻过后他却活了过来,喉咙里又喊了一声道,与其跟了我受活罪,倒不如死了的好!
强娃子小学还没读完..就回家帮大伯做活,从每天四分工做起,死的那年已经升到六分工了。受大伯讲大学士解缙的故事影响,他能出口成诗,不假思索,开始是他看见什么编什么,后来有人不信,说他是提前编好了的,就出题让他来编,结果他临场发挥编得更好,七字成句,押韵合辙,而且幽默滑稽,逗得大人小孩哈哈大笑。
他死的那年冬天,“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有人怀疑他在山上跟一个公社干部的儿子争砍一根干柴,被公社干部的儿子推下悬岩的。但是历史反革命的大伯不敢调查凶手,他担心一调查,他和他仅剩的一儿一女也会被人推下悬岩。
强娃子被抬回来的那天我也在现场,我看见大伯从口中发出这一声嘶喊时,整个面部没有一点表情,两只眼里也没有一滴泪水。他的脸像一段年久经霜早已枯死的树皮,眼珠白而无光,一转不转。这是一座悲绝的雕像,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见过第二座这样悲绝的父亲的雕像。
而在十年之后,他本人却死得异常安详。
就在那次他自知道得了不治之症,有一天听说我回老院子了,他手里拄着一根木棍,大弯着腰笃笃地走来,见了我他出口就说,兴国呀,我要死了!
我不知怎么安慰他说,大伯您不要胡思乱想,您的好日子才开了个头!
他口气更加肯定地说,不,我真的是要死了!
他的眼睛告诉着我,他在死前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可是我绝不相信他要死了,我故意地笑着打岔,故意地说些别的,结果那一天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成。
果然不久他就死了,他死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他死的时候我正在省城,因此我还是没能知道他想对我说些什么。
对于我们双方,这无疑都成了一个遗憾。如果当时我相信了他的话,我得抓紧让他留下遗言,同时我还得问他,他那“至行”二字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