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诸子百家论人才的社会作用
1.用人思想的转变
自从夏启确立王位世袭制，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就是我国的先秦史。在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国社会完成了两次大转变，一是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的转变，即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二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用人思想和用人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天下为公”相适应的古朴的、民主的“进贤与能”原则，已不能适应巩固私有制的政治需要了，经过反复斗争，王位世袭制和世卿世禄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奴隶主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造就人才、选拔人才和任用人才，在人才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狭隘性和片面性，出现了埋没人才、压制人才、摧残人才的现象。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世卿世禄的用人原则又逐步被否定，任贤使能的主张在新形势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从此，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对立和斗争，尊重、信任、帮助人才和排挤、压抑、迫害人才的对立和斗争，就延续和贯穿了我国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斗争的成败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秦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们都十分关注人才问题，曾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才的作用、人才的选拔、任用和管理以及如何鉴别、考核人才等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用人思想。这些思想主张对当时的政治斗争起了一定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和整理，批判地吸收其中的民主性精华，无疑会给我们今天的事业带来许多好处。
2.不同层次的人才有不同作用
人为万物之灵，“才”为人中之英，各种人才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先秦诸子把人才分为不同的层次。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孟子将人才分为“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庄子将人才分为真人、神人、圣人，这是他理想中的人才；而将现实人分为四类：“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又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也是将人才分为四类。荀子将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称为“知者”、“辩者”、“察者”、“善御者”、“善射者”。商鞅则称他们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当时对人才没有统一的称呼，层次的划分诸子百家也各不相同，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即最高层次的理想人，包括庄子所说的真人、神人、圣人；老子所说的圣人；儒墨各家所说的圣人、仁人、圣王等。现实人中的最高层次者：天子、国君、王者。第三个层次即贤人、君子、士。第四个层次即有各种特长的人，统称为能者、能士。商鞅曾说：天下就像一个大住宅，而各种天资、禀赋分别赋予不同的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却像圆圈一样，把每人的特长集中在一起，则样样天资的人在人间都有。
先秦诸子认为，不同类型的人才都有各自的用处，也都能发挥作用。“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功无不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干虑，必有一得。”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孔子也说：“无求备于一人。”还认为，对于君子，不应让他们做些小事，而可以让他们接受大的任务；对于小人，不可以让他们承担重大任务，而可以让他们做一些小事。韩非强调要大量任用一般人才，他说：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
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一，生来就十全十美的人也很难找到，但社会上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才，这就需要发挥那些一般人才的作用，用“隐括之道”即用教育改造的办法提高他们。
又说，世上千里马极少，而一般的好马却很多，如五十里换一匹马，一天也能跑一千里。我们不必等待古代的千里马，而应让现在的好马发挥作用。他还说：“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现在的社会不能等待古代的圣贤尧舜等人来治理，中原的落水者不能等待千里之外的越人来拯救。
先秦诸子对各种人才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基本上承认他们在社会发展中都能发挥一定作用。
3.天子、国君、王者的作用
《尚书·商书·盘庚上》指出，国君的职责是“重我民”，“施实德于民”。《无逸篇》则说，国君的任务是“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咸和万民”。它反映了周朝的“敬天保民”思想，认为天子是代天保民。吕尚则说：“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认为国君对国家人民起决定作用，但在天意和人事的关系上，他突出了人事，这也有一定进步性。管子说得更明确：
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
他认为国君是人们效法的榜样，国君和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实际上，从管仲时起，五霸迭兴，当时的人们已不再强调国君的决定作用，而逐步突出了选贤举能的作用，管仲本人也有许多关于贤能决定国家兴亡的言论。这说明他的思想也处在转化之中。
在儒、墨、道三家中，儒家对王者、国君的作用估计较高，墨家、道家都不认为国君起决定作用。法家也重视贤能的作用，商鞅说：“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君、臣、民都要服从道，服从由贤人制定的“法”。但到韩非时，君主专制政治已发展成熟，他强调国君的绝对权威，国君的作用又被大大突出了。
4.贤人、君子、士的社会作用
对贤人作用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夏、商、周虽然都实行“亲亲”政策，实行世卿世禄制，但周文王、武王为了推翻商朝，已开始实行礼贤下士的政策。《诗经·大雅·文王》篇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还有不少诗篇总结了西周前期的情况，认为人才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强调人才是国家的柱石，人民的保障。有的诗篇甚至提出“无竞维人”，认为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得到贤人，才能“四方其训之”，“四国顺之”，才能无敌于天下。对于西周后期周厉王、幽王迫害人才，导致国家衰落，《诗经》则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周礼》、《礼记》还描绘了西周选拔秀士、造士、进士的制度，说“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精神。这虽然是出于战国时人的假托，当时官吏的选拔主要还是世卿世禄制，这种所谓“上贤崇德”的选人制度，充其量只能是对世卿世禄制的一个补充，但它说明西周已出现了尚贤政治的萌芽。
到春秋初年，尚贤思想已进一步发展，经过二百来年的争霸斗争，世卿世禄制已大大动摇，许多有才能的人进入各诸侯国的备级政权。诸子百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孔子的思想反映了这个转变时期的状况，他一方面主张“举贤才”，说：
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马蚜斩而复行者何，以辅足众也。
依靠贤才国家就不会陷入困境，发展经济国家就不会贫穷，百足虫砍断了几只脚照样行走，因为还有许多脚。有了众多的贤才，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但同时，孔子又主张“亲亲”，认为“亲亲”才是仁人的根本。如何处理“亲亲”与“尊贤”的关系呢？子思来了个调合折中，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一方面要求尊贤，另一方面又要求“亲亲”，这就只能在“亲亲”的范围内尊贤了。因为“亲亲”讲的是血缘关系，尊贤讲的是实际才能，二者本是对立的。
孔子、子思却要把二者合二为一，这是因为他们以行仁义、复周礼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复周礼就不能违背“亲亲”的原则，所以要尊贤就只能以周礼为标准来选择贤人了。孔子希望自己培养、推举的人才为克己复礼服务，但他培养的人又不都是王公贵族，他的“学而优则仕”也不符合“生而优则仕”的“亲亲”。
原则，这是孔子遇到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孔子死后不久，我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尚贤政治和尚贤风气逐步普遍化，因此以后出现的各家基本上主张选贤举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贤才的作用。
（1）贤才乃为政之本
墨子说：
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将尚贤使能、尊重人才明确提高到治国施政的根本原则的地位。
（2）贤才对制定路线政策有一定作用
荀子专门写了《致士》篇，强调了贤士的重要作用，其中说：
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
在这里，他既突出了“道法”，即路线、政策、法律是国家的根本，同时又明确指出，路线、政策、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因此贤人君子又是“道法之总要也”。
《商君书·更法篇》也从这一角度强调了贤人君子的作用：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贤者更法，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路线法律是人制定的，变法政策的制定需要“不和于俗”、有远见卓识的贤者。荀子还说过：“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进一步论证了人才与政治路线的关系。
（3）贤才有辅佐国君的重大作用
墨子说：
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孟子说：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这是一个国家“无敌于天下”的五个条件之一。
荀子说：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
国君不能一人治理天下，国家的强固荣辱关键在于选相。国君和相能力高，就可成为王者。国君能力不高，却能寻找贤人做辅佐，国家也会强盛。自己不能干，还不努力找能干的人任职，却一味信用那些吹牛拍马之辈和左右亲信，这就只会日益衰弱，直至灭亡。
（4）贤才能使国富兵强
荀子说，贤者得进，能者得官，“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涝方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任用合适的人才就能得天时、地利、人和，使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社会财富就会像泉水一样从地下涌流出来，像江河大海那样多得无法计算，像山脉丘陵那样到处堆积，若不及时焚烧，就无法储存了。荀子在两干多年前就设想可能出现生产过剩，正因为他相信广大人才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积极性。
孟子也说：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从反面说明了贤才对国家富强的作用。
孙武说：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吴起说：
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
军事人才关系到军队的命运，因此他主张：“陈功居列，任贤使能。”
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
发展经济、加强军队战斗力也得实行任贤举能的政策。
（5）贤才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墨子说：
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
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
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孟子说：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不用贤国家就会灭亡，即使想削地图存，也是办不到的。
《管子·五辅》篇说：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是个历史规律。又说：
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
荀子总结了前代和当时的经验，也概括出一个规律：
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