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第19集《火烧红莲寺》在香港诞生。广告中写道：“赛铁拐神杖宝贝，豪光万丈，金罗汉摇袖祭神鹰，瑞气干条，活僵尸毒害向药山，散发吐雾，飞道人不敌吕宣良，断头喷血。”这格局，这气派，不就是70年前的《指环王》？避世武侠的商业“原罪”当“古装片热”已见降温之时，明星公司异军突起，燃放了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火烧红莲寺》，这把火一烧，竟使得武侠神怪片在影坛称霸长达4年之久。在武侠神怪片作为片种诞生前，单纯意义上的武侠片制作已经在中国影坛出现了。武侠片的诞生并不是基于某个人、某个电影公司的突发奇想，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武侠电影产生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受当时美国西部片的影响，它所采用的视觉效果和带给观众的观影快感给了中国电影界灵感；二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
文字的形式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情节的描述很有镜头感，这为搬上银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火烧红莲寺》之前就有《车中盗》、《王氏四侠》等武侠片了，只不过影响不是非常大，而《火烧红莲寺》一拍就是18集，而且带动了武侠片走向了一个创作高潮。
《火烧红莲寺》掀起的是第一次武侠片热潮，之所以盛行主要还是各电影公司基于商业上的考虑，发生地是在上海；第二次成规模的热潮，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港台地区，此时的电影人充分意识到了电影是高风险、投机性的商业产品，由胡金铨所代表的“文人武侠”到张彻强调男性情义的暴力武侠，导演的风格化展示越发凸显，在此期间还使武侠逐渐从“刀剑”向“拳脚”过渡；第三次高潮是在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从1983年《神秘的大佛》开始，《武当》、《神鞭》等影片随后，到《少林寺》成就了这次高潮的最高峰；第四次热潮，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一批“新编”性的武侠片的拍摄为代表，《新龙门客栈》等电影使得两岸三地的电影人联手拍片，华语电影也进一步整合。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电影业就迎来一次武侠片热潮，由此看来这并非基于偶然。电影是商业机制下的产物，而人又有一种文化“原罪”就是对动作、对打斗的偏爱，卢米艾尔的《水浇园丁》中就有夸张的动作，而《劳工之爱情》中也有嬉戏的打斗，卓别林更是动作大师，这些都带给观众观影的快感。武侠片则是一种避世、逃离现实的手段。也恰好符合电影的“做梦”功能，让观众沉在黑暗中摆脱自我不能自主的命运，感到短暂的麻痹、获得短暂的抚慰。
1928年《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
记录在那战火纷飞时
从1905年的《定军山》到“商务印书馆”的时事短片，在诞生之初，很大一部分中国电影是带有纪录『生质的短片，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长纪录片要等到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变化不定的时局，事变迭出，一批有抱负的电影人以摄影机为史笔记录下了时代的标记。其中，1928年民新公司摄制完成的长篇巨制《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影响尤深，被誉为中国电影长纪录片的界石。
纪录片的“向左走，向右走”从文明社会开始，历史就有专门的人来纪录，一方面是宫廷和政府指定的官员，另一方面则是民间有心入的自觉行为，前者如太史公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者如《鹿鼎记》中修《明史》的庄氏父子。电影最初的功能就在于纪录，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也几乎都是纪录意义的影片，所以纪录历史也成了电影最初的神圣使命。在电视没有出现以前。纪录电影自然而然有着很重要的政府宣传作用；而另一方面，用摄影机纪录历史也是新一代民间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2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比较完整的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和《五卅沪潮》就体现了这两个走向。
《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绝对算是当时的“主旋律”大片了，从题材到拍摄所动员的人力物力，比当时的故事片高得不是一星半点，这就是宣传大片的优势。而1925年的《五卅沪潮》则另是一种情况了，据说当时的拍摄者、创办上海友联影片公司的陈铿然。把摄影机藏在夫人衣内，才得以躲过镇压军队的检查。当时的中国，正是“水深火热”之时，政治当然地被排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所以没有出现诸如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人》之类的纪录片，也是极为自然之事。而如今，两部纪录片都堂堂正正地被摆上了中国电影史，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纪录片方向。
尽管两部影片在当时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中国电影从当初最简单的影像记录，到新闻工作者一样的敏感，及至最后成片时的电影工作者的责任感，中国纪录片短短几年内走向了成熟，中国的纪录工作者也走向了成熟。
政府宣传纪录大片，一直延续至今，。而“民间纪录片”却已经因为电影的制作费用远远高于电视而逐渐退出中国电影舞台了。同时，电视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纪录电影。演变出了电视行业的专题片和纪录片。现时的电视纪录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形态上，都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不仅弗拉哈迪式的人类学纪录片有所出现，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各种观念也都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得到了试验和展示。
1927-1929年“六合围剿"
也曾如此快意江湖
随着电影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影片产量的提高，中国电影业的商业竞争在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显露头角。自1925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明星”、“大中华百合”、“天一”三家电影公司在市场上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又以资格最老的“明星”公司为老大。但是，在“天一”公司掀起古装片风潮之后，“明星”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从1927年开始，“明星”公司组织了一场被称为“六合围剿”的惨烈商战。
中国电影的第一场商战电影真不愧是大工业背景下催生的产物，它的诞生如此急迫，也注定着它的成长会如此迅速。1895年卢米艾尔兄弟在咖啡馆里放映《火车进站》等短片，人们在雀跃“影像怪物”扑面而来时，老卢米艾尔就已经开始在看客中收取费用，从此电影的商业与艺术之争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早期的中国影坛虽说影片公司林立，但能真正站稳脚跟的为数不多，其中还不乏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者，至上世纪20年代中期，真正称霸影坛的只有“明星”公司一家。1926年，“明星”设立了华北、华中、华南三个经理处，分区经营影戏院租片放映的业务，无论是在制作队伍还是经营方面，“明星”都是首屈一指的。
这一局面的变化始自“天一”公司的崛起。“天一”成立之后，很快以其出品快而多著称，又渐渐在南洋打开了市场。“天一”率先大肆拍摄古装片，拥有了很多“观众缘儿”，而“古装片热”则带动了各小公司一窝蜂地粗制滥造古装片，且美其名日“薄利多销”，这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即将上映的《六合围剿》这部“劲爆”大片的导演就是“明星”公司的周剑云，这个人值得大书一笔。“明星”15年的历史曾经几番风雨，几度曲折，它得以闯过一个个险关，与周剑云运筹周旋、长袖善舞的才能是分不开的。1923年，面临经济困难的“明星”公司倾力拍摄《孤儿救祖记》，新婚不久的周剑云献出了新娘首饰作为资金。1927年，“明星”出现了年度大幅亏蚀，亦有被挤垮危险时，周剑云联合郑正秋在电影专刊上撰文痛斥制作低劣的古装片，并且提出“以毒攻毒”，摄制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小公司的投机行为，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明星”扭亏为盈后，周剑云更希图借助“明星”与“大中华百合”、“民新”等其他几个公司组成的发行机构“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挤垮“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此举一出，“天一”果然损失了在上海的部分市场，然而“天一”的首脑邵醉翁兄弟却转而发展起南洋的发行网。
周剑云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想出了“双胞”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之前面世。但是此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观众同情。“围剿”了一年之后，“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许多人的非议，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明星”的利用。更兼之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六合”遂逐渐失势。
“六合围剿”看似惊心动魄，竞争双方在舆论上却保持“低调”。由于中国电影业正饱受美国电影垄断之苦，“明星”并不愿以“以强凌弱”的新垄断面目出现；而“天一”确因粗制滥造不少古装片而受舆论指责，对于“六合”的“围剿”做法也只得暗吞苦果。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醉翁老先生回忆往事的时候或许还要感谢当时年轻气盛的周剑云。正是他的逼迫，才使得“天一”远赴南洋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从而建立起“邵氏影业”这个东方电影帝国。
剑云，醉翁，这两个颇似侠客的名字，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商业演出。
“六合”vs“天一”：谁比谁英雄对于上世纪20年代末那场声势浩大的“六合”与“天一”之争，可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商战”，那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呢？在诸多中国电影史的书籍中都是把“明星”看做是这场商业竞争的主体和主动方的，因为“明星”公司拥有自己的电影刊物，周剑云、郑正秋等人也经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言论和看法，照现在的话说是拥有了“话语霸权”，因为有据可查，所以通常依照当时的这些言论进行评判。
而因为后人较少看到“天一”的言论，就感觉到它是处于被动一方，在政治形态上也确实如此，虽然从经济角度看感觉很景气，但是“天一”的观众群还是较低层次的，也就限制了其长远的发展。但是邵醉翁等人具有职业商人的精明和远见，表面看来是受“明星”逼迫去南洋寻找出路，其实是考虑到了战争有从东北逐渐往南扩散之势。因而把公司的业务往南洋发展，为“天一”找到了“避难所”。而战火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明星”等电影公司则遭到了重创，一蹶不振。
这场电影史上商业竞争的成因比较复杂，但是，它对于出生不久的中国电影来说是件好事，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电影进行平等的商业竞争，最后优胜劣汰。如果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是“五四”精英话语，或者一开始就低俗不堪、粗制滥造，这都不会走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也不会有良性的发展。在良性发展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出现的任何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有批评认为中国早期电影不进步、不革命，其实正是电影成长时期有大量像“天一”这样的电影公司的努力，以及所谓“俗”电影的尝试，才会有不久后《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影片的产生。
在“六合”与“天一”之争中，运用了如舆论造势、垄断政策、“双胞案”等竞争手段，且大多是公开而直接的，还是比较商业化的竞争，虽然有研究表明也有黑社会的渗入，但对照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透明的，也更与国际接轨。周剑云其实是电影企业家的表率，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他理解的电影也非常深入，他不仅是一个商人，更具有使命感和远大的抱负，可以说是电影企业家，但是中国电影史对他的价值并不充分，这个人可以给现在的电影公司很多的启示。
众群还是较低层次的，也就限制了其长远的发展。但是邵醉翁等人具有职业商人的精明和远见，表面看来是受“明星”逼迫去南洋寻找出路，其实是考虑到了战争有从东北逐渐往南扩散之势。因而把公司的业务往南洋发展，为“天一”找到了“避难所”。而战火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明星”等电影公司则遭到了重创，一蹶不振。
这场电影史上商业竞争的成因比较复杂，但是，它对于出生不久的中国电影来说是件好事，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电影进行平等的商业竞争，最后优胜劣汰。如果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是“五四”精英话语，或者一开始就低俗不堪、粗制滥造，这都不会走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也不会有良性的发展。在良性发展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出现的任何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有批评认为中国早期电影不进步、不革命，其实正是电影成长时期有大量像“天一”这样的电影公司的努力，以及所谓“俗”电影的尝试，才会有不久后《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影片的产生。
在“六合”与“天一”之争中，运用了如舆论造势、垄断政策、“双胞案”等竞争手段，且大多是公开而直接的，还是比较商业化的竞争，虽然有研究表明也有黑社会的渗入，但对照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透明的，也更与国际接轨。周剑云其实是电影企业家的表率，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他理解的电影也非常深入，他不仅是一个商人，更具有使命感和远大的抱负，可以说是电影企业家，但是中国电影史对他的价值并不充分，这个人可以给现在的电影公司很多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