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情况，胡愈之说这是宪兵队绑架了赵廉之后，为了掩盖真相所做的伪装。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说在赵廉被叫出去之前，曾有人看到，有两个日本人在附近停下汽车，但不久就由另外两个人坐上去开走了。因为当时只有日本人有汽车。
但是仅仅凭这些证据就把赵的失踪与日本宪兵联系在一起，还是有些牵强的。在他失踪之后，据说华侨中间全都说他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但是，根据我的调查，与他有关系的人士对于他失踪问题的看法，包括这上面这种传说在内，一共可以归纳成以下四种。
（1）被印度尼西亚人绑架、杀害。
日本刚刚战败，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军一哄而起。由于曾有很多亲日的华侨和为日本军队服务的印度尼西亚人被杀害，尤其是巴耶公务这个地方本来就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祥地，在战后最快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因而，住在此地的当日本分州州长的人，听人说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有遭到暗杀的危险，闹得坐卧不安，夜不能寐。
除此而外各处还不断发生印尼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流血事件。赵廉深受华侨的信赖，普遍被认为是亲日派，又在宪兵队担任过通译，所以他为印尼人所怀恨并遭到杀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此外，把他叫出去的人看上去是印尼人，因此，当地的守备队长山下中佐谈到，印度尼西亚人说，赵廉恐怕不是被日本宪兵，而是被当地印尼人杀害的。
（2）由华侨朋友秘密送回中国。
华侨的特点是极富团结性，以武吉丁宜、巴耶公务的领袖为中心的组织也不例外。因而有可能与其他城市取得联系，秘密送他回国了。
（3）怕被日本兵绑架而自动失踪。
根据一个原山下守备队队员所说，在赵廉失踪后，他听到过传言，说他其实是间谍，而害怕被日本宪兵绑架现时逃走了。
（4）被日本宪兵杀害。
赵廉与日本人极为接近，特别对日本宪兵队的事情知道很多。在审判战犯的时候，单是他的经历就能成为有力的证人，他对宪兵队的了解过多，非把他除掉不可。此外，也有谣传他是两重身份的间谍，日本人自然认为他活着就会留下一条祸根。
不仅胡愈之所写的报告是这种看法，我随着关于赵廉，即郁达夫的失踪的调查的深入，也越来越感觉到第四种看法实在是无可怀疑的。
在前面所提过的报告上，胡愈之写道：在棉兰所举行的战犯审讯的结果，获得了郁达夫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与数名欧洲人一起被日本宪兵杀害的。如果这一来自盟军的情报属实，那么因为连被害的日期与埋葬的地点都清楚了，当然应该检举嫌疑犯。但是据我的调查，在棉兰的战犯审判中完全没有审理这一事件的形迹。
棉兰法庭的审判记录，现在被保存在日本的某部，我曾详细查找过大量文件，但在哪里也没能找到杀害赵廉（郁达夫）的资料。接着，我又得以从这个法庭上为战犯嫌疑者担任过辩护律师的四位原司法办人士那里打听当时的情况。但是，这四位当时的辩护人，全都未曾听到过那个事件。他们坚决否定说如果战后有数名欧洲人为日本人杀害这件事是实有的话，那么它将是震撼苏门答腊的大事件，我们当然应该听说；
而我们没有听说到这个消息，足以说明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件。的确，据说对兰印军的战犯审判，在受理欧洲人被害的场合，处理是极为严厉的。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多数参与者难免被处极刑。如果杀害赵廉，当然，当然要追查到与他有直接关系的武吉丁宜的宪兵分队的宪兵，但这个分队因本队所犯罪行而作为战犯判罪的有三人（各处有期徒刑），全都是为了另外的事情（前面提到过的苏门答腊岛上的事件），再有战争结束时在武吉丁宜宪兵队服役的队员中，除了队长山根隆少佐由于巨港的宪兵队当时的事件被判处死刑而外，已经没有人在该队服役了，除了战后开小差的四名队员以外，全体队员都回国了。并且大多数宪兵被送进了收容所。在这期间没有一个人因赵廉事件而受审（消息好像是听到过的）。总之，曾在该队服役的宪兵中，并无一个人因杀害赵廉而被判刑或受惩罚的。
正如当时住在苏门答腊的日本人众口一词地说，那时的日本人既没有权力，也无勇气特别去杀害一个战胜国的国民。因此人们认为数名欧洲人被日本宪兵所杀害这个事件是没有根据的。当时为领回俘虏而在巴东港登陆的荷兰人遭到印尼人袭击和杀害的事件屡屡发生，这也是当时的事态中，将这种事附会为日本宪兵的“暴行”，大概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情报加以利用的吧。
那么，赵廉失踪这一事件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我基于上述这些调查，曾经认为，把前面所概括的四种看法中的（1）作为结论，大概是最为自然的。
但由于某一偶然的机会，调查得以进一步深入，从而意外地并且非常遗憾地发现，赵廉（郁达夫）的确是被日本宪兵所杀害的。
关于为什么能得到这个情况的详细经过，我想暂时不在这里介绍。
我与已经回国的跟武吉丁宜有密切关系的人多次取得联系，与他们当面谈话，以此大体掌握了关于郁达夫失踪的真相，在此，我只想提供他的失踪与日本宪兵有关的几个旁证。
第一是在武吉丁宜的宪兵队本部工作过的某人的话。停战两个月以后，由于盟军驻扎在武吉丁宜，二十五军便转移到巴耶公务，以后不久，他在这座城市的白赛尔遇见了一位曾见过面的巴耶公务华侨小学的女教师。当那位女士认出他时，便对他说，自己朋友的丈夫、一个叫“赵廉”的人正下落不明，所以希望他帮助打听，于是带他去了那家。可是这位赵廉的妻子却一边哭着说丈夫一定是被日本宪兵杀害了，一边强烈地指责他。当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但暂时安慰她说：一定帮她打听丈夫的下落，请她放心；归队之后，向上级做了报告，就由本部出动人马进行搜索。但他想起的一件事是战争刚结束，他还在武吉丁宜的本部的时候，一个在巴耶公务值勤的属于武吉丁宜宪兵分队特高班的队员（他们在东京中野的宪兵学校是同一届学生，并且还是同乡所以格外亲近）曾悄悄到他那里，告诉他一件心事：“我奉一个上司之命，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另外，在同一个时候还发生过下面这件事。有一天，他的这个朋友与另外一个在巴耶公务执勤的特高班的队员（那个人与他也是宪兵学校的同一届同学，这三个人都曾有手腕而获得好评）带着一名印尼青年到他的住处来，对他说：“因为有点急事，对不起，不要问为什么，暂时给我们看着这个家伙。”然后两个人就出去了。他怕这个青年逃走自己不好交代，便把子弹压进手枪，让那个青年坐在自己面前，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那青年立刻回答说：“以前我一直为日本人充当密探，但是看起来××和××是打算杀死我。”不久两个宪兵回来，带着他出门去了。
后来这青年趁机逃走了。不过如果再逃远一点就好了，而他却在武吉丁宜街头徘徊，又一次被抓住了（关于此后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想说了，大概也不必再问了）。
这个印尼青年，是否与把赵廉叫出来的青年是同一个人，这一点不能肯定；不过提供这个情况的那个人断言，出于保守秘密的需要，当时把这一类密探消灭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再有我最近直接从一位中国人，就是在赵廉被叫走之前，正与赵一起商量整顿农场的中国人那里，听到了情况。据说，赵廉从自己家失踪的那天夜里，武吉丁宜宪兵分队的一名宪兵（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宪兵中的一个）曾在赵家附近等着他。这个宪兵在战争期间，每当因故看押当地居民的时候，总是拼命打人，是个声名狼藉的家伙。
以上所提供的俱是旁证，而上述两名宪兵，后来一同开着装满武器、弹药、粮食的卡车开小差走了。其中一个临走前对战友说：要是被押送到新加坡去，因有过去的罪孽，一定不会有好事的。这两个人以后都下落不明，估计是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战争，在战争中死亡了。
赵廉被日本宪兵杀害的原因，大概正如第四种推测中所说的那样。
他以前的历史已被宪兵队所了解，在当时的形势下，不管他是否甘愿，不得不在表面上做出与日军合作的姿态。同时，他是在华侨中很有声望的一个出人头地的知识分子，很可能与华侨的地下组织有着某种形式的联系。曾住在巴耶公务城里的一个日本人说，他从与赵廉熟、为山下队长当翻译的军曹那里，听说了这样一件事，“赵买通了一个印尼人，为赵保管当时严禁使用的超短波收音机，从中获得战争的情报，偶然在酒醉时说走了嘴。就被认为是间谍了。”
另一方面，在战争中曾掌握极大权力，横行霸道的宪兵，知道自己曾作恶多端，因此在战败后陷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为了保全自己，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在他们当中，有人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难逃法网，便在承受战后审判时替伙伴们开脱，将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还有的人利用别人的逃跑，为自己卸却责任。郁达夫成了这些宪兵保全自身的牺牲品，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无可怀疑的。
一位著名的中国女作家说：“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文学的最大损失是失掉了郁达夫。”郭沫若也举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家三绝之一的郁达夫的“卑己自牧”（不看重自己，又作贱自己）。
这位与日本关系很深、对日本抱好感的杰出的中国文学家，不幸被日本人杀害了。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在新加坡，经常从当地居民那里听到战争中日军暴行，感到难受，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即便作为这种情况下的反省的因缘，仅仅想想这位作家的死，也好吧。
是日本人为了掩盖战争罪恶，进而杀死一位手无寸铁，富有正义感，热爱中国也热爱日本的作家。随着时间的迁移，郁达夫被害真相只剩下一层薄纱，下面便是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在浙江富阳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会上日本友人的报告：
郁达夫被害真相
[日本]铃木正夫
日本战败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九月，胡愈之发表了题为《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的报告，从此以后，关于郁达夫失踪之事，如下面所说的那样，流传至今：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间，郁达夫和三、四位客人，都是一些熟朋友，正在家中谈天，主要是讨论结束农场的事。那农场是巴耶公务许多侨领投资经营的，达夫是董事之一。八点钟以后，有一个人叩门，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就回到客厅里，向大家说，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他和那人出了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到了第二年八月，关于郁达夫的下落，才算有了正式的消息。这消息是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的情报得来的。据说，联军当局于审讯日本战犯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丹戎革岱，丹戎革岱离武吉丁宜七公里。
我在二十几年前的学生时代，看到过这个报告，由于报告中谴责帝国主义罪行的倾向很浓厚，所以对它的内容不能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十六年前，我和伊藤虎丸、稻叶昭二两位先生一起编辑《郁达夫资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并找到了在苏门答腊和赵廉即郁达夫相识的好几位日本人，因此，就将他们的谈话做了笔录。这些谈话记录，对胡愈之的报告是个补充，但在决定性的事实上，又与胡愈之的报告有所不同。不过，考虑到当时有关人员还健在，发表这些事实还有障碍，因此，只把它的概要写进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驻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词》中，作为《郁达夫资料》的附录发表出来。其主要内容如下：
郁达夫确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有好几名宪兵参与了这个事件。除了一个人混入随军职工早期回国以外，当事人都在被收容进收容所以前离队了，下落不明。可以想象是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独立军，后来战死了。
事件就在既无目击者又无证人的情况下，暗中掩盖隐藏过去了。从盟军那儿来的关于郁达夫被杀害的情报是为了使被害者的亲属和朋友得到满足而造出来的，是和事实相反的。八月二十九日绑架郁达夫，而让他活到九月十七日，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日本战败后．欧洲人即使有一个人被日本人杀害，也将是震撼苏门答腊全岛的大‘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连战犯的辩护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我写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相当的反响，此后不久。在台湾、香港、新加坡也被翻译和介绍。但在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直到最近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四年第一辑上被部分翻译和介绍了。
一九七二年，我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俱乐部机关杂志《南十字星》上，用笔名发表了《消失于南洋的郁迭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在这篇文章里写到有一个曾和赵廉有很多接触，以后离队逃脱的宪兵，他在战败不久，曾对一位很亲密的朋友暗示：奉某上司的命令杀害了赵廉。
这篇文章译载在《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四年第二期，这说明中国方面渐渐地对这一问题开始关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