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愧是郁达夫的惟一知己，他一直关心着郁达夫。他对杭州的官场险恶，对杭州的国民政府当局的是耿耿于怀、一目了然的。他曾经提到杭州百姓当年被榨得买不起一条裤子。惜哉！郁达夫没有听从鲁迅的忠告，终于为一名党棍所害，以至于亡命破家。
郁达夫移家杭州，乃是他破家之始！
§§§第二章 屐痕处处
郁达夫的一生充满着被人误解的事件，他的身前身后为文坛的左翼右翼同样不理解，为人所恶毒攻击。人家把他列为颓废、消极，有人常常把他置与张资平同等的地位，攻击他是色情狂，可事实上那是一种皮相的感觉，仅仅是尚未阅读郁达夫一般作品的肤浅认识。郁达夫一经从文坛上出现，他就是一颗文坛巨星，发出强烈的光辉。从一九二。
年开始，他为众多的文学青年所拥护，他是青年自己的作家。从创造社，到左联，一直到与鲁迅、茅盾等结为密友，郁达夫的光辉始终照临文坛。他的作品就像一条不竭的溪流，汩汩不断。他的思想常新，始终前卫在中国的文坛上，始终有那么多的朋友，留下那么多的文坛佳话。
郁达夫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作家。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一生有的是传奇的彩色，事业、婚姻、个性与同时代的人，有较大的落差。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别人所不敢说的，他敢！别人所不愿做的，他愿！爱憎分明，恩怨了了。在他的身上，时刻表现了矛盾的二重性。胸怀博大与耿耿于怀，激进与颓丧，爱国主义与享乐主义，那是他整体生命中多面的素质。郁达夫的为人处世，会使每一个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也是一个不平常的作家，他活在人间，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鬼神，他令人亲近，敬重，崇拜，觉得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但同时又令人惋惜，存在着缺点，做事冒失。郁达夫的为人，郁达夫的作品，比同时期的任何一个作家更加贴近人生，而没有一点架子。他是一个绝顶聪明和糊涂透顶的文人，一个普通得太平常，又有独特成就的平民；一个时刻注视观察人生又浑浑噩噩的小资产阶级，这就是郁达夫。
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常常来往于沪杭之间，问讯老朋友，与左联、民盟的朋友来往。他到内山书店，也到北新，再就是到《申报》报馆。他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申报·自由谈》上，每周必有他的文章，他的思想保持了他的一贯，暗藏机锋。他的杂文与同时登载在《自由谈》上的鲁迅的杂文没有什么两样，反映了他对政府的叛逆，对日本当局的反抗，对中华民族的爱护。他所“有作品特别是杂文小品，以渊博的知识或者充满讽刺幽默挖苦，那是针对敌人的。日本法西斯、军阀、当局的官僚政客都是他的笔伐对象。或者高呼救国，“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郁达夫在四、五、六月间，在《自由谈》上就发表了《谈妥洽》、《政权与民权》、《说木铎少年》、《说春游》、《声东击西》、《著书与教书》、《暗夜》、《移家琐记》等十余篇杂文与散文，控诉了当局的反民主、反人权、对敌妥协投降的政客嘴脸，高呼民主自由，抗日救国。郁达夫与鲁迅、茅盾一起成为《申报·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为左联文化所倚重，也为反左联的右翼文化界所诬陷，诽谤。
郁达夫在创作方面是多面手，在上海，他的创作被发表在多家杂志上。而鲁迅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投稿于《自由谈》，为敌人所深忌。而郁达夫在这个时候却形式多样，杂文、政论以外，尚有散文、随笔、论文、游记，短小活泼，一改消沉，空前活跃。他发表的文章遍及了上海的《申报·自由谈》《新时代月刊》、《大晚报》、《青年界》、《良友图书杂志》、《现代学生》等各个阵地上。鲁迅、茅盾发表作品，不得不借助于化名。而郁达夫利用他灰色的外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律署郁达夫的真名实姓。这在当时是其他的左联成员所办不到的，他俨然也是左翼文化的一面旗帜。
郁达夫赢得左翼的名声，这主要与他在《申报·自由谈》写稿的重要地位有关。自从鲁迅、茅盾、郁达夫、陈望道、曹聚仁等等陆续为《自由谈》写稿，《自由谈》面貌大变，焕然一新，那种陈腐糜烂的内容已很少见到。光鲁迅先生在一到六月的半年中，就为《申报·自由谈》写作杂文五十一篇。后来，分别载入先生的结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之后，他的杂文还源源不断。鲁迅先生的作品，反映了一个思想家的光辉。正如共产党人瞿秋白所说的，鲁迅先生的杂文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它在中国思想斗争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鲁迅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与贵族的宫殿，深刻地感觉到士大夫的种种卑劣、丑恶与虚伪。他诅咒自己的过去，竭力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辛亥革命前，鲁迅是个尼采主义者，喊出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真正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在“五四”前夜，他带着孤独者的沉思参加了思想革命，成为一个青年叛逆的领袖。他的作品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座丰碑。“五卅”以后，鲁迅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激变，进到新的阶段。鲁迅的思想反映在杂文上，反映着一般被蹂躏的、被侮辱的、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与愤怒，从进化论进入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民众的真正友人，以至战士。在一九三三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更是与当局针锋相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愤激之情，跃然纸上。
鲁迅在《自由谈》上撰写文章，源于郁达夫的拉稿，郁达夫是功不可没的。
鲁迅、茅盾、郁达夫的文稿，那尖锐的杂文，使白色恐怖中的当局文探深感意外、恐慌，旋即便有反左翼文化的文人开始注意《自由谈》，加紧了告状、迫害、诬蔑。三月初，《社会新闻》报道《左翼文化抬头》确指鲁迅、沈雁冰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底，同一杂志除重述两台柱的老调外，攻击在《自由谈》上的撰稿人什九是左联作家之作，到了五月六日的《社会新闻》上载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向当局告状：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以后，居然又吸引了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有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会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
《社会新闻》是当局出钱办的刊物，其下无非是文探一类的货色，是属于政府系统的。但也不可小觑了它。他们的消息可以说并非空穴来风，那么一来，其煽动、告状便是必然了，他们是出版给当局看的。郁达夫成了鲁迅、沈雁冰之后的台柱子。
那条新闻不是空穴来风！基本是真实的。但以讹传讹，只是具体细节对方不太清楚。三四月间，茅盾与北京教书的郑振铎闲聊中感到现在文坛上缺少属于自己而又能长期坚持办下去的刊物，就像当年的《小说月报》，办一个大型的文艺刊物。内容上以创作为主，兼收评论与翻译，提倡现实主义，观点是左倾的，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家，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郑振铎在北平当然不能担任主编，茅盾本身也不行，他是当局注意的人物。他们物色了傅东华，那是商务馆的高级编辑，喜欢轮盘赌，背后又有一个在江苏省当厅长的哥哥，是最佳保护色了。不会为当局注意，他们又寻找了一家书店承印这刊物。书店是邹韬奋的生活书店，杂志就名为《文学》——大型文学刊物。
这刊物表面上定为商业性刊物，它不属于“左联”，但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驰骋的阵地。他们还拟定了编委会名单十人，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在四月六日，由沈雁冰、郑振铎请客聚餐，那时郁达夫还未迁居，自然到了，准备七月创刊，与那则报道大相径庭。
老蒋的部下的刺探，使《自由谈》编辑感到一次危机。黎烈文受到一次真正的高压，当局禁谈时事，只准谈谈风月，侈谈政治者格杀勿论。
非官办的报纸、刊物受压迫可想而知。当局最放心的文章自然是鸳鸯蝴蝶、哥哥妹妹一类无关政事的东西了。无关政治，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可以从容不抵抗，可以侈谈曲线救国，可以侈谈“先安内后攘外”，可以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了！黎烈文登出了他自己写的《启事》：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即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隐，编者为两难之境，未免有失絮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
海上文坛的压迫是愈来愈严重了，山雨欲来。
官办的《社会新闻》老是造谣生事，造鲁迅的、茅盾的，总不忘捎带上郁达夫。虽然郁达夫退出左联是人所俱知的事实i可在文坛右翼的眼中，郁达夫却是红色的，必欲痛骂而解气，或者借当局的权力除之而后快。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的《社会新闻》上他们又告状瘾发作，向当局邀功，他们不仅攻击鲁迅“腰斩张资平”，也攻击郁达夫是“色情狂”：
《张资平挤出<自由谈>》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的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当然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情狂的“迷羊”——郁达夫却难例外？他不是与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一样唱“妹妹我爱你”吗？
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官办的小报，其实就是那种伎俩：告状、告密、诬陷……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伎俩的可怕，至今还有不少人把郁达夫视为“色情狂”、“颓废”、“黄色”……那是六十多年前的文坛右翼的谬种误传。
上海已然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随着小报的告密，暴力镇压已经出笼。五六月间于是出现了丁、潘事件，出现了杨铨被杀的惨案，继之又出现了“钩命单”，政府当局言之凿凿，磨刀霍霍准备抓人杀人了，据传马上要暗杀孙夫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茅盾等……郁达夫当然也在危险之中。
官办的《社会新闻》等小报，告密之风大盛，不仅密告中国文化界的左翼人士，而且密告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田中、小岛……
七月一日，《文学》创刊号发表！这是一个左翼文化人士的阵地，它虽然不隶属于“左联”，可它的撰稿人大都是“左联”主要成员，与其他左翼刊物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的作品相当“杂”！创刊号的作品十分有分量，它的作品广博有力在当时的文艺阵地上是特出的一支大军团。
他的撰稿人差不多是全国最优秀的作家，有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朱自清、巴金、王统照、丰子恺、张天翼、郑振铎、楼适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陈子展、梁宗岱……作品有小说：茅盾的《残冬》——《春蚕》三部曲之一，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郁达夫的《迟暮》，黑婴的《五月的支那》，蔡希陶的处女作《普姬》是写云南苗族生活的。还有沙汀、艾芜、臧克家等人的小说。《文学》开张不凡！它是一份质量高、数量大、容量多的文艺杂志，这是三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艺术杂志。《文学》的发刊词由傅东华自己所写。里面还辟有“书报评论栏”、“小说栏”、“诗歌栏”、“新作家与处女作专栏”、“杂文专栏”、“介绍法国散文蒙田专栏”、“五四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专栏”。-鲁迅在创刊号上有《论金圣叹》、《又论第三种人》两篇杂文。而郁达夫的《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意义》登了杂志第一篇，言简意赅，要言不繁，看得深远，他赞扬了五四运动打破了文学传统上的锁国主义，认为五四运动后的背后文学接上了世界潮流，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认为五四文学运动在文学上促成新意义是“自我”的发现，是文言的废除，白话的风行。最后他说，“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的一个序幕，它的结果与后来的影响，还要看我们能不能努力合上世界的潮流，而把促生五四运动的遗毒全部肃清，才能说话。”郁达夫的评论为一代文人所称颂，他的评论乃五四文学评论之翘楚……
《文学》杂志形式之杂，内容之新，作者之多，为全国文坛所瞩目。
人们已经厌倦了那些从头到尾只喊着“革命”口号内容空虚的期刊，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供不应求！期刊七月一日创刊，七月五日即重版，七月廿五日三版，八月十五日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