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一二’’后的斗士
一九二七年的四、五两月，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月，它是革命的大倒退，大河东流，沉渣泛起。风雨飘摇的中国再一次进入如磐黑夜。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背叛，使一批青年、革命党人、共产党人的鲜血在流淌；使历史大大倒转；使一批投机家、阴谋家，伺机而动；南北军阀合流。缺乏制约的大独裁者蒋介石置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不顾，弃三民主义如敝屣，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蒋介石的做法谁高兴呢？当然是帝国主义！英、法、美、日帝国主义政府，国内的官僚买办阶层，他们一手勾结，中国被推入水深火热的二十年内战苦海。
四月十一日深夜，英法帝国主义派军队越过租界，在上海的南市、沪西、吴淞、闸北、虹口等地逮捕共产党员、工人一千余人，送交蒋军司令部，他们像历史上任何时候一样，极不光彩地干涉着中国的内政和革命事业；
四月十二日凌晨，蒋介石预先策划的青红帮分子身着蓝色短裤，手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全副武装冲出租界，袭击闸北、南市、吴淞、沪西、虹口工人纠察队。党军借口“工人内讧”，用卑鄙的手段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械；
四月十二日、十三日，上海总工会举行总罢工，举行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的军警突然从四面八方冲出来，上百名市民、工人当场毙命，尸横街头，血流遍地，血和雨水汇流成河！
四月十二日到四月十五日，共有共产党员、群众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
四月十五日，在广州，蒋介石又勾结在广东的反动派，封闭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包括创造社分部，逮捕屠杀工人、进步青年二千余人，驱逐铁路工人二千余人，同样缴了黄埔军校、工人纠察队的枪；
四月廿八日，与此相呼应，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枪杀共产党领袖李大钊；
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
五月十一日，何键、许克祥在长沙举行反革命的“马日事变”；
“四一二”，它不是偶然的突发事件，它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蒋介石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反共反人民的总暴露，是革命的大反复。道不同不相与谋，国共分裂势所必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后，这个上海滩更加不平静。英、美、法帝国主义，发觉北洋军阀土崩瓦解，他们要寻找新的买办阶级与代理人。他们是太紧张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势必触及他们的在华利益，甚至于收回租界。他们一定要分化大革命阵营，破坏国共合作，积极策划分裂，他们看上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在他们紧张的密谋之后，蒋介石政变成功了，他们可以弹冠相庆了。
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凡是帝国主义害怕的运动、革命，那是人民的力量，凡是得到帝国主义一致拥护的，定然是反动力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帝国主义需要中国的卖国贼，这就是真理！
蒋介石也抓紧投靠外国人。两年来，特别是“中山舰”事件以后，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工农力量的发展，也使蒋氏大为恐慌，他视工农为死敌，而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却成了他的座上宾，一起喝着香槟酒。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公共租界的华董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秘密到南昌与蒋介石接头，达成交易：蒋介石要江浙财阀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江浙财阀则要蒋介石镇压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北洋军阀的代表也在南昌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实行南北妥协，北方大银行家也答应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胆壮了，露出他当年加人青红帮时期的流氓嘴脸，他利用国民党总司令的职务，利用革命队伍的斑驳不纯，不再仅仅是磨刀霍霍，而是使中国血流成河。蒋介石成为中国历史上无人可与伦比的刚愎自用、独裁、流氓成性、出卖国家利益，视工农联盟为草芥的法西斯刽子手！且看三月开始的蒋介石：
三月六日，指挥部下枪杀了江西赣州总工会会长共产党人陈赞贤、吉安总工会会长梁一清，镇压了赣州工会运动；
三月十六日，用武力解散了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因为其左倾；
三月十七日，组织流氓袭击九江市党部与总工会；
三月二十三日，捣毁了安徽省党部与总工会；
三月二十六日，蒋一到上海，就由帝国主义的汽车接入法租界，达成交易，蒋保证不以武力改变租界现状。帝国主义国家答应以驻上海的三万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上海工运。江浙财阀为了蒋介石屠杀上海工运，一次送上大洋一千五百万元，并答应事成之后，再给三千万帮蒋在南京建立蒋介石政权；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流氓团伙青红帮答应做他们的打手，把同情工运的北伐军调至最前线，把“绝对服从”教育出来的嫡系部队和浙江新整编的周凤歧二十六军调往上海……
为了麻痹上海工运，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赠送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锦旗，以示“敬意”；
孤立上海革命势力，派何应钦到南京驻防，将驻戍南京的革命军主力三个团立地缴械，解散南京共产党支部；
四月二日，蒋授意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在上海秘密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大会”，由“老太婆”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呈文，诬蔑共产党提出打倒新军阀是要“铲除国民党”，必须非常紧急处置，为他们的屠杀张目；
四月三日至五日，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举行反共会议，由蒋介石、古应芬、汪精卫在上海、广州、武汉进行清洗；
为了破坏上海工人武装，蒋介石指挥流氓充当打手，取缔上海市政府，组织了吴稚晖、钮永键、白崇禧、陈果夫等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决定上海的一切军政大权；四月九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禁止集会、罢工、游行，实行新闻检查、控制。由吴稚晖以中央监委名义联合发出“护党救国电”，一手做成圈套、陷阱、断头台。
留下杀人的杨虎，为了避人耳目，当天蒋介石离开上海到达南京。
经过一系列的密谋，于是一边弹冠相庆，一边千百万人头落地，腥风血雨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见不得人的一幕。
于是，年轻的而古老的中国闯入暗夜之中！到处是白色的恐怖！
广州创造社分部革命的色彩太浓厚了，它理所当然地成为白色恐怖的目标，予以取缔。创造社广州分部的成员于是也只有夺路而走，逃出广东。
就是在这个时候，四月底五月初郑伯奇、王独清先后从广州逃到上海。
创造社主要成员已经星散全国各地，除广州外，郭沫若、张资平还在武昌那一边，张资平在沫若的帮助下，已从一名普通的教员当上了少校编印；成仿吾还在广东；只有郁达夫在上海，郁达夫的杭州之行，使他避免了最为凶险的一页。就在他的出版社附近，血流成河，触目惊心。
整个世界闯入了迷惘，在这大风大浪之中，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工人、青年还来不及清醒过来，人头已经落地。昨天的“依靠”，今天已成为屠夫！许多人在武力的征服面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郁达夫没有不知所措。现在他陷入双重的痛苦之中：一方面他爱王映霞，爱得难解难分，可以抛弃一切，天天向她写信，表达自己的爱心，报告自己的平安，他又同情担心孙荃——他的妻子，现在她大概正在产褥上呻吟，可是为了新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前途，他终究要抛弃她。
他是个敢于负责，有时可以不顾一切的人，可在此问题上，他也陷入了两难。一个作家，往往不是以理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更多的是来自浪漫的情思。郁达夫不是一个会计师、统计员，他是一个文学大师，他的爱的天平倾斜了，他决定自己尽可能多地负担孙荃与儿女的生活，但是前提必须是解除婚约。要么他可以一走了之，前去欧洲是游学之路。
那时他可以带上他心爱的王映霞，远走高飞。另一重，他的痛苦，他立志与这新军阀斗争，留下来做更多的工作。他坚信，中国的未来与苏联一样，无产阶级将在这个国家成功。他不相信到了中华民国的时代，人民群众还能忍受血腥的屠杀，他将与之抗争到底。郁达夫这时广交朋友，奔走，结识新进，与田汉、徐志摩等人交往。他痛恨蒋介石，常到内山书店坐一坐。他知道，那里因为老板是日本人的缘故，可以彻底放松，蒋介石的鹰犬对外国人是不敢怎么样的。老板对达夫也是极尽欢迎，在那里他可以得到更多的被封锁的新闻。
他还有更值得忧思的是身体，一身是病的病体。这病体一方面是不安定的生活，戎马倥偬，一方面是没有节制忙乱于生活造成的。一个人健康的身体有赖于有节律的生活，丰富的营养，平心静气的环境。可他郁怒伤肝，万千思绪，有无穷的欲望。他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少有牵累，但他一点也不安定；他希望有一个富强的国家，可到处是战乱，一线光明之后堕入无穷的黑暗；他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节律，可他回国五六年来，却到处奔波，像个十足的流浪汉，到处流浪。他太郁闷了。
有一天，他为了解闷到龙华去看桃花，可那里据说正关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共产党员，心里依然是郁郁寡欢。只有想起他亲爱的王映霞女士或她来信时，他的心才有一丝开朗。那天下午，他游览了大世界回来，刚刚回到创造社的出版部，看见从广东逃出的郑伯奇、王独清两个人——
他们正投奔出版部而来。他心里一松，“天意！也有这一天！”他们终于回来了！他决心暂时卸去出版社的担子。他请他们到北四川路的饭馆去饱餐了一顿，然后与他们回到出版社整整谈到十点。
郑伯奇、王独清他们从广东省带来的消息本不是什么好消息，广东的党军已经查封了创造社广州分部。第二天，达夫回到出版部正见到那沉闷的空气，似乎出版社已经荒芜了，那些小伙计们走的走，议论的议论，都对当前的时局表现出极大的不安。这个世界里谁还有心思去搞编辑呢？郁达夫心里十分郁闷，在法科大学取了部分薪水来，依旧请伯奇、独清到饭馆去吃饭。饭后，他独自上街去了一趟，晚上无意中却听到那些小伙计在背后与王独清他们中伤诋毁他。达夫十分恼怒，但他克制住了，悄悄退了出来。那些伙计在背后对郁达夫背叛妻子，到杭州去和这花枝般的姑娘相会，大不以为然，顺便他还听到诽谤王映霞的话，这使郁达夫大为震怒。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有所好转，到晚上上法科大学整整三个小时的德文课程，他必须挣钱……
他不能不挣钱。忽然他想起与映霞说起写作，那时王映霞偶然说起“你何不将自己的创作像高尔基一样给编个全集呢？也是对自己创造性的一个总结”。郁达夫一拍自己的脑袋，是呀，怎么自己就想不到呢？他把自己近几年来的部分小说、散文、找了出来，编成了《达夫全集》的第一部，交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那些小说散文包括《茫茫夜》、《秋柳》、《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零余者》、《小春天气》、《薄奠》、《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烟影》、《一个人在途上》，共是他近年来的十一篇佳作。那可以给他带来相当一笔稿费了。自己四五年来的创作，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纪念吧。
第二天，达夫觉得自己神清气爽，病体骤然一轻，他决心重新开始辛勤的工作，也因为昨天听到伙计们的谈话，听到外间关于创造社命运的消息，他与王独清一道到出版社召开了一次全体职员大会。郁达夫向职员们披沥肺腑，希望在这困难时期好好为创造社尽一番努力，使社员们大受感动，他自己也大有感触。之后，他又与王独清一起离开北四川路，向南走去，跑书店，顺便与他一起去看望郑伯奇，那时郑伯奇正准备给郁达夫的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写评论，他们对创造社的社务作了交谈。郁达夫在同人面前，一向是推心置腹地交谈，他希望由王独清来接编《创造月刊》、《洪水》、《新消息》，管理出版部的社务。他强调自己病情严重，打算到乡间去养养身体，以图恢复。必要时可以在《洪水》上发个广告。郁达夫老早就想摆脱这社务了，如果不是在上海法科大学兼任德语教职，他恐怕又要跟早几年一样了。他原来是等待成仿吾他们，可他们一向由于专注于广东的事务而不能专注于创造社出版部。
现在有王独清来了，他当然可以暂时交卸了。
王独清与郁达夫不同，达夫的直率，对朋友的信赖，与王独清的为人的本质是天差地别，性格迥异的。郁达夫所托非人，这是明显的。王独清热衷于做官，更希望出名。他在二六年郁达夫去北京时，在创造社挂了个常务编委，并且在广州代理郭沫若居然当上了个文科学长。那时郁达夫刚好因龙儿不幸夭折，去了北京。王独清不比郁达夫以诚待人，这不学无术的东西，喜欢权力也会用权术，而郁达夫身上所缺的刚刚就是这一点。达夫的推心置腹，正中他的下怀，他逃出广东省正好失业，失去了出风头的地位。他虽然谦逊了一回，也是义不容辞了。他们相约，先由他代理社务。他们一起逛街，一起上街洗澡，一起吃饭，王独清投奔达夫是对了，这个人太重义气，他仿佛不是从广东省逃出来，而是回了父母的家……达夫以礼待人，后来却遭到王独清刁难，以至于一气退出创造社，正所谓人心隔肚皮，那是后话。
下午，他一个人上出版部，确实接到不少来信，处理了不少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