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状况，乾隆皇帝曾经在一道上谕中写道：“朕查上年各省报名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清史稿·食货志》）可以看出，乾隆时代，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之间，就已经严重失衡，在当时农业经济条件下，“生育”与“生存”的矛盾开始凸现，这是中国产生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思想的客观条件。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成为皇帝的忧虑，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一个难题。
洪亮吉创“中国人口论”——比“马尔萨斯人口论”超前中国有近代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他提出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早5年。
曾经担任清朝翰林院编修等职务的洪亮吉（1746~1809），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著成《治平篇》和《生计篇》，这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文章。洪亮吉面对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状况，尖锐指出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倡导限制生育，控制人口。洪亮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以30年为一个周期，“则视30年以前增5倍焉，视60年以前增10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20倍焉”，但是田地和房屋“亦不过增1倍而止矣，或增3倍、5倍而止矣”。（《治平篇》）洪亮吉认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必然导致民众生计越来越艰难，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他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认为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物质资料则会越来越少，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承平、治平之世必然不能长久。
如何解决中国“人满为患”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两个方法：一个是通过“天地调剂之法”，再一个是采取“君相调剂之法”，以缓和矛盾。所谓“天地调剂之法”，就是借助水、旱灾害和疫病流行等自然力量，来减少人口；所谓“君相调剂之法”，就是政府通过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税负，赈济贫困，禁其浮靡，抑其兼并等措施，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减轻人口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用今天的眼光看，洪亮吉的人口理论，过分夸大了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没有看到近代工业提升人类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局限于自然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对人类在新生产方式下物质资料生产力提高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他也没有能够从节制生育的角度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真正实用管用的措施。
洪亮吉，是一个在中国、在东方最古老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农业人口学家，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其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与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互适应，而不能失衡。而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出现在西方世界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则是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工业人口学家，是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人口学家。作为农业经济人口学家的洪亮吉，与作为工业经济人口学家的马尔萨斯，他们的人口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都对人口增长的结果表示悲观。
汪士铎“铁血计生方案”——堪称“生育法西斯”
中国有提出控制生育最严厉措施的汪士铎，可以说，他是控制生育最早、也是最狠的政策措施设计者。
清朝官员汪士铎（1802~1889）一生跨越嘉庆、道光两个人口大发展时期，他本人又出生和生活在人口稠密繁华的江苏南京地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有切身体验。他认为中国“天下人丁30年加1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达到极限，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整个社会将因为人口持续增加而陷于混乱，提出以强硬措施大规模减少人口。
汪士铎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严厉措施有：（1）强制晚婚晚育。
规定“女子25而嫁，男子30而娶”，不到法定年龄而嫁娶者，“斩立决”。
（2）对育龄妇女“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妇女生产一子后，“服冷药，使勿孕”。（3）对不节制生育者重罚，规定一对夫妇“可留一子，多不过二子”，对那些超过指标生育的家庭加倍征收赋税。（4）严格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对于有子女的鳏夫寡妇再婚者，皆“斩立决”。（5）政府大量修建寺庙观庵，鼓励民众出家，并且以法令形式强制每一个家庭必须选择一子或一女出家。
汪士铎主张实行生育条件的限制：有暴力倾向的人，不许结婚生子；有身体残疾的人，不得生育后代；新生婴孩，有“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即刻溺杀之。
为了降低民众生育兴趣，汪士铎提出：“广文学使人弱”，引导社会风尚向重商业、重文学倾斜；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减少“儿女柔情”。
汪士铎提出：降低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恢复“族诛”、“连坐”之法，对于违法乱纪者，大量诛杀。对于参加和响应农民起义的村镇，斩尽杀绝。“以多疫为瑞”，让灾难和疫病蔓延。甚至建议朝廷分派杀人指标，地方政府每年必须杀够一定数量的“光棍游荡者”。
汪士铎把社会动荡归咎于人口过多，要大量消灭现存人口；把妇女看成是万恶之源，认为“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倡导溺杀女婴，认为减少女人能够釜底抽薪。汪士铎的措施残酷野蛮，在历史上被称为“人口屠夫”，现代则有人称其为“生育法西斯”。
三、新中国计划生育“60年”
如果说，人类“计划经济”的第一个模式，是从苏联开始，那么，人类“计划生育”的第一个模式，就是从中国开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新中国，揭开了人类自身繁衍历史上“计划生育”的新篇章。
新中国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
人们通常说：“计划生育30年”。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计划生育的思想历史和政府抓计划生育的实践历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建国初期，从领导干部到各界民众，都沉浸在“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人口观念中。这使得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1950年的5.81增加到1954：年的6.28。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从1950年的19.00‰上升到1954年的24.79‰，净增人口5070万。
新中国对节制生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的。这次人口普查，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中国人口总数为601912371人。这个天文数字，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从此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都要求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从那时开始，毛泽东的人口和生育思想，就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的生育政策也开始向计划生育的轨道转变。
1955年3月，卫生部撰写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党中央批示：节制生育是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要宣传这项政策（少数民族地区除外），使人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决策，成为执政治国的重要思想。
1956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计划生育政策扩大到乡村地区。计划生育进入国家发展规划。
1957年，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物的生产要有计划，而且对人的生产也要有计划。他明确指出： “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他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发言提出：政府要专设一个部门来研究人口问题，并且为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具体步骤：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行，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规划，“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地生育”。
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以节制生育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的产生。
中国政府从1962年开始创建计划生育组织机构。19641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卫生部增设了计划生育处。各省、市甚至一些比较大的县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标志中国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的完善。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号召，计划生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千百万医生和干部走进田间地头，进行宣传和服务。
1973年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结婚晚，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子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由20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向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进入“独生子女”阶段。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计划生育的历史，可以看出，新中国计划生育的历程，从1953年开始，已近60年。这60年可以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的计划生育是相对宽松的“节制生育”，后30年把“计生”变成了“独生”，是以“一胎化”为根本特征的更加严厉的“控制生育”。两个30年，是新中国计划生育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前30年期间，虽然有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有“大跃进”的反复，有“文革”的干扰，但是对于节制生育的倡导是主要的。即使在1966~1969年“文革”最混乱年份，那时的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语录：“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到处张贴。从统计数据看，“文革”期间中国的出生率表现出稳定下降态势，说明那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仍然是有力的。
新中国计划生育历史沿革，建国后一部计划生育史充分说明，中国计划生育不是30年，而是60年。新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建国初期的1953年开始，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新中国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60年，其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所以，说中国计划生育30年是不准确的，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是对的。
中国计划生育30@：和60年之辨的意义在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而是在建国以后30年的计划生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人口减少的成就，不只是30年的独生子女化、一胎化政策的成就，而是整个60年坚持实行计划生育的成就。30年计划生育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历史，而且也造成错觉，似乎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就是自由化，这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实际上，最近3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远远不是像宣传中说的那么大。在1980年中国实行更为严格的生育政策以前，中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生率已经降低到相当的低水平，1980年后，反而一度上升，后来才又下降。
“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贡献——“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创举计划生育，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如果说西方世界为人类贡献了一个“市场经济”，苏联为人类贡献了一个“计划经济”，那么中国就是为人类贡献了一个“计划生育”。
不论是西方世界贡献的“市场经济”，还是苏联贡献的“计划经济”，都是对“物质再生产”的制度贡献。而中国贡献的“计划生育”，则是对于“人类再生产”的制度贡献。中国的计划生育第一次结束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计划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是一个创举，是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
人类计划生育，是一个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工程，是一个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特色的工程。但是，不论计划生育的具体形态如何发展变化，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将作为一种“计划生育文化”，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
当然，对中国计划生育一些情况的评价和估价，人们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一些具体观念和认识，表示不同的看法，提出一定的质疑，这是推动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提升到新阶段的动力，是一种源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