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其后又颁布了《十七条宪法》，不过这并非正式的法律，而是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未来的封建国家制度勾画了蓝图。其中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更是经典。读到这几句，相信中国人觉得似曾相识，因为它直接就化用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政治思想。（说明一下，此前的日本历史很长时间天皇无实权，所以圣德太子以此为根据，论证天皇的权力是合法的，并且通过这一手段加强皇权的巩固。）
《十七条宪法》还规定新社会秩序下的“君、臣、民”关系准则，其中“王土王民”思想在“大化改新”中终于成为了现实。大化改新主要是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和唐帝国的范例实行各项改革，最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将皇室和贵族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天皇所有，成为“公地公民”，然后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王土王民”的儒学思想即是支撑这些制度的理论支柱。在全日本对于汉文化如此推崇的情形下，原先的贵族阶级无法辩驳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终于在改革的浪潮中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皇权力的正当性，日本统治者还引进了中国儒学的“天命观”。天皇对国土和人民拥有绝对权威，这不光因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更主要的是这是上天的安排，是“代天巡狩”。
就是说我不仅仅是天照大神的子孙，而且还是老天爷派我来管理你们的，所以我理所当然是你们的主宰。通过多方面的宣传，最终在8世纪初制定律令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形成了后世的皇权大一统思想，也最终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十七条宪法》和大化改新的过程中，以及各种律令的制定中，开始采用儒家的“德治”、“仁政”等思想。
自70 1年起，日本开始模仿中国举行“释奠”仪式；从767年开始，在祭仪结束后还要举行“殿上论义”，即在天皇的面前讨论儒家经典。直至12世纪，宫廷中都按期举行“释奠”和“论义”。自大化改新至12世纪后期，儒学思想通过由中央的大学寮、地方的国学和大学寮别曹以及私学组成的日本学校系统向全国传播。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这些学校中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使儒学知识从宫廷传播到更多的官宦之家。
另外，日本自645年孝德天皇开始，历代天皇均使用年号，沿袭至今，皇年号所用字样大多来自中国典籍，其思想内涵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天命”观和祥瑞灾异思想。中国殷周时代的神秘主义的天道观或天命观认为，天道、天命主宰人事，而且天会垂象示人。为政有德，则天示人以祥瑞；为政失德，则谴告以灾异。人们难以解释的自然界的重大异常现象，被视为天表达自己意志的手段。孔子虽继承了殷周的天皇观和天谴论，但只是偶而言之，并不特别重视它们。但战国后期的儒者已经开始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推演阴阳灾异，增加了迷信色彩。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则把大量的迷信成分加入到儒学中，对《春秋》所记的天变灾异再加以广泛的穿凿附会。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天皇也往往出现所谓的“祥瑞”或“灾异”时改元。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如《尚书》、《周易》、《诗经》等儒家典籍，也有从其他著作中选用的与儒家政治思想有关的字样。
孝明天皇曾用过“文久”、“元治”、“庆应”三个年号。“文久”，典出《后汉书·谢该传》：“文武并用，成悠久之计。”“元治”，典出《周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庆应”，典出《文选》汉高祖《元勋颂》：“庆云应辉，皇阶受术。”
明治天皇是日本第122代天皇。“明治”至少有两个出处：《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周易·乾》：“用九……大明始治，六位时成，时成则六龙以御天。”
明治维新后，天皇决定实行一个朝代只用一个年号，不再改元，但年号仍出典自中国儒家典籍。如大正天皇典出于《周易·革卦》：“文明以说（读悦），大正以亨，其悔乃无。”《周易·临卦》：“说（悦）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则是大正天皇的儿子裕仁的年号，典出于《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天皇的年号，出自《史记·五帝本纪》：“（舜）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父义、母仁、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寓意国内外、天地间，均和平兴隆，充分吉祥。
“昭和”天皇名“裕仁”，取其“国裕民安”之意。如今正在位的“平成”天皇，名“明仁”；当今皇太子名“德仁”。
以上都是儒家文化影响日本政治格局的例子，儒家文化更深厚的影响力还在于日本社会的普遍推崇与身体力行。比如日本家庭中，家长拥有最高权威，长兄为父，其他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家长的领导。再比如女性的地位，儒家思想是比较轻视女性的，《论语》中就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的日本人也全盘接受了这一思想，从此日本女性可就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儒家思想重视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有什么样的权力规定的是清清楚楚，最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随便通婚的，下一级的人对上一级的人必须绝对服从。这就形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日本人之间很讲究等级观念，父母与子女有等级、男人和女人有等级、长官与下属有等级、天皇与贵族有等级、士农工商之间有等级。而且日本这个学生是出了名的认真，要学就学彻底。于是各个等级之间泾渭分明，不得越雷池半步。下一等级的人终其一生都不能获得上一等级的称号，也就是永久处于同一等级中，并且还世代相传，子子孙孙永远是同一个身份。为了避免弄混，每个日本家庭还要在自己居住的房子外面贴上自己家的等级。这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了。但日本人可能没有想到，中国的儒家思想里还有“仁”的概念。儒家思想规定了等级，可还保留了各个等级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农民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获得“士”的称号，也可以通过缴纳贡金进入朝廷做官，身份可以变化的。而古代的日本人就比较惨了，一辈子只能在自己这个等级里混日子，没有出头之日，当然这也可能是日本社会几千年来能保持稳定的原因。
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礼节和修养，认为自周代以后礼崩乐坏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而良好的礼节和修养是弥合社会创伤的黏合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更是国与国交往的准则。因此儒家思想对礼节是非常看重的。日本很好地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现在的日本人礼节之多世界罕见，光鞠躬每天就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出门进门点头招呼，认识不认识都会主动问好，互相使用敬语，邻里之间互相照顾，彼此相依共存。这也是日本人普遍素质较高的来历，这一优点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和敬意。
儒家思想还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上体现出来。比如起名字，就大多化用或直接引用儒家典籍中的典故。日本平民百姓的名字经常带有某种儒文化色彩，像儒家文化很忌讳不吉，多采用喜庆的字眼。例如：人名中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表示伦理品德；良、吉、喜、嘉等表示吉庆；龟、鹤、松、千代等表示长命；君代等表示远久；广、博、浩、洋等表示聪慧。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有不少词汇是先由日本根据中国经典造出来，又由赴日留学生带回中国来。由于都是汉字组成，我们在使用时从来不觉得他们是“外来语”，其实这是误解。像这些常用词汇就是日本人首先造出来的：半径、保险、体例、采光、常识、身份、成员、旅客、出口、出庭、储备、传染病、创作、代表、代言人、德育、反抗、创造、执法、法人、法庭、反动、否定、反对、办事、稳定、固体、关系、广告、化学、教养、阶级、勤俭、解放、进化、劳动、理想、论坛、漫画、美术、内阁、能力、偶然、企业、侵略、贸易、社会主义、思想、间谍、体育、卫生、文化、文明、物理、消防、学历、学位、艺术、元素、原子、杂志、哲学、直接、质量、主食、宗教、总理、组织、作者、座谈等。
日本人在艰深难懂的中国古籍中找出这么多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并生造出如此精到的词语，说明他们对古代典籍非常熟悉和了解，儒学功底极为深厚，连中国人都不得不接受和使用他们造出来的词语。这对我们许多已经忘记了祖先辉煌的中国人来说，也有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地方。
纵观以上儒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相伴相随的。
并且，经过日本改良后的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直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儒家文化并没有被全盘否定，反而在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改革中发挥了更加独特的作用。
3．围棋、茶道、剑道
“汉风唐韵存东瀛，甲申以后无中国。”中国大量的古代文化已经失传，但不少却在今天的日本还保留着。日本人将从中国借鉴过去的文化艺术加以改良，每一门技术都被精雕细琢成了一门门独特的艺术，并代代相传。至今还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也最为典型的，就要数围棋、茶道和剑道了。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是一种策略性二人棋类游戏，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棋子进行对弈。目前围棋流行于亚太，覆盖世界范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棋类游戏。
围棋是什么时候由谁发明的，流传较广的是“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传说。传说未必可靠，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围棋已经出现，这在《左传》、《孟子》中都有记载，可是秦汉时围棋并不盛行。汉末围棋兴起，南北朝的时候，奕风开始兴盛。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宋元时期围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张拟模仿《孙子兵法》撰写了《棋经十三篇》，对后世的围棋理论及实践有深远影响。元代是围棋理论出现重大突破的时代。曾经名噪一时的元代棋手严德甫主编了一部《玄玄棋经》。这部书是中国古代棋书中的集大成式的著作。明清时期棋坛最是兴盛，是一个棋才辈出，名手如云的时代。而从民国以后，中国围棋一落千丈。
围棋何时传入日本的，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据说是在东汉后期，由朝鲜人带到日本，并从此生根发芽，在日本得到了贵族阶级的普遍推崇，被认为是上层社会最优雅的休闲方式，普通百姓是禁止学围棋的。唐代的时候，围棋在日本开始较大范围的普及。传说当时的日本围棋已经相当厉害，日本王子来到唐朝时，请求与中国的第一高手对弈，唐王不敢应战，怕丢面子，于是命令顾师言出战。王子步步领先，顾师言感觉非常吃力。王子在全盘优势的情况下，得意地下出了一步自觉非常高明的棋“双征”，在围棋上被征子是无法救回的，更何况是罕见的双征。顾师言顿时陷入了长考。但也许是他的运气不错，不过更可能是实力本来就强吧，在经过了很长时间（据说长达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古代围棋是不计时的。）的思考后，顾师言下出了绝妙的一子解双征，王子也经过一番长考后，始终无法化解这步棋，只得投子认负。佩服不已的王子问顾师言是不是中国第一，顾师言忙说自己只是第二，真正的第一高手是别人。王子叹说：“果然围棋出中华，第二尚且如此厉害，第一岂不是更不可超越！”他哪里知道，对手顾师言已经是手心流汗了，如果他这局败阵，后果实在难料，保不齐脑袋要搬家了。
不过日本围棋的真正兴盛是从本因坊家族的出现开始。日海棋力高超，被丰臣秀吉看重。他专门为日海设立了名人棋所，由朝廷供给俸禄，这就是日本职业棋士雏形。丰臣秀吉之后，日本进入三百年的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也是非常喜爱围棋的，他为职业棋士们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福祉和权益，日本职业棋士世界的许多体制，比如对棋士段位的认定制度和御前棋赛制度等，都在这时得以确立起来，日本围棋四大家族本因坊家、安井家、井上家、林家也是在这一时代产生的。
围棋在日本一向被认为是一项陶冶情操的高雅活动，全日本有大大小小的围棋道场无数处，学习围棋的中小学生人数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因此日本围棋具有选材的很大余地。日本社会也非常资助围棋活动，著名的大企业每年都会有专门的经费来补贴或投入围棋比赛的赞助中，最有名的是富士通杯。但围棋在发源地中国却风光不再。
尽管近年来在国家的重视下有所回升，但与围棋在日本国家的影响来看，仍然相距甚远。至少中国的家长很少有人认为围棋是一门正当的艺术，鼓励孩子学围棋的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考试不考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