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直观能力的获得，在叔本华看来，也是感性个体的精神境界的提高，是自我超越的实现。因为，审美直观的能力并不是人原来就有的，只有在作为主体的人发生了一种变化之后，在澄化了意志之后，成为无我（非意志）的纯粹主体时，才能获得这种能力。所以，叔本华所推崇的那种审美的人格，是非意志的、陶然忘我的人格，超越了一切对待的纯粹主体，它只沉浸于一种由自己的审美直观所给定的那一片心境之中。从这一立场出发，叔本华进一步明确并发挥了康德的审美判断的无利害性的见解，把超功利、无利害进一步明确为超动机、无意志。审美的人格就是纯粹的主体，是非个体、非意志的纯粹自我性，是无时间、无痛苦的直观者，它与审美心境合二为一了，整个主体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审美的直观景象所充满、所占据。这种审美的主体人格与审美心境合二为一，颇近似于当代著名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高峰体验。
叔本华的非意志论是值得注意的。他与后来尼采扩张意志力刚好相反。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实际上是非意志主义。许多人喜欢把庄子与尼采放在一起，实际上他们两人在思路上是截然相反的。庄子的无我、坐忘更与叔本华相同。
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叔本华的归宿是错误的。的确，人类的全部生活是在向往某种东西和获得某种东西之间继续下去的。愿望当然与痛苦、凄凉、空虚、烦闷紧密相关。但由此而推导出寂灭论，就成了不足取的反人生论。彻底的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肯定是不应赞同的，哪怕它披着审美的外衣。
不过，叔本华的非意志论尽管带有浓烈的厌世色彩，但在素来强调意志力量的德国思想史上，却算是唱出了绝响。从康德、费希特到尼采、海德格尔，都有把意志本体论化的明显趋向。叔本华固然也是意志本体论的确立者，但他的思路却是相反的——否定意志。在现当代，西方世界目睹意志狂肆所带来的灾难后，纷纷转向东方的无我、无为、非动机、非意志。人是有意志的存在，人应该如何来把握自身的意志力，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与美学并不是不相干的，相反，倒恰恰具有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刘小枫）
叔本华从基督教到东方宗教的转向
在西方，叔本华“通常被视为第一个或唯一的一个试图将他的哲学与东方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的西方现代哲学家”。的确，叔本华在西方率先起来彻底批判基督教，积极肯定和汲取东方宗教。正是叔本华从基督教到东方思想的转向对包括尼采在内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叔本华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将了解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和印度的《奥义书》看成是能够理解他的著作的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所起到的作用分别是这样的：康德是叔本华的起点，柏拉图是中介，《奥义书》所代表的东方宗教则是精神归宿。叔本华通过重新理解康德和柏拉图，背离了基督教，走到与东方的《奥义书》相接近的宗教立场上来。从这一思想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叔本华并不是首先受到东方宗教的影响才去批判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然后成为一个意志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相反，他在一开始只是从反思和批判西方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传统出发，然后才与东方宗教相沟通并受到后者的影响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叔本华从基督教转向了东方宗教。
叔本华从基督教到东方宗教的思想轨迹是这样的：康德→柏拉图→《奥义书》。这一轨迹对于叔本华可以作这样的翻译：
终点→西方古代哲学的开端→东方《奥义书》的接触点。可见，叔本华从基督教到东方宗教的转向先后经历了从康德到柏拉图再到《奥义书》两个发展环节。在这两个环节中，前者只是一个必要的过渡，后者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转变。前者代表叔本华通过对西方哲学的追溯试图给予康德的问题一个肯定的答复，后者则代表叔本华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决裂和对东方宗教的认同。叔本华是西方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否定者和东方宗教的肯定者。
叔本华的宗教转向不是个人性的偶然事件，而是对于西方哲学、基督教和东方宗教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预示着西方哲学、基督教和东方宗教传统将发生深刻的改变。这就是说，叔本华的宗教转向为西方哲学的现代发展，为西方哲学和宗教与东方宗教的交汇以及东方宗教自身的改革都带来了一线生机。
首先，叔本华从基督教到东方宗教的转向对于西方哲学和宗教传统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叔本华动摇乃至摧毁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一方面，这对于西方意味着一种危险的价值真空，因为它使西方突然失去了其几千年来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又不可能像叔本华那样接受东方宗教作为自己精神的归宿。另一方面，这对于西方又具有一种解放性的意义，因为它使西方人从此摆脱了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压制和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取代具有客观性的上帝和理性的是具有主体性的意志和直觉。
其次，叔本华的宗教转向，推动了西方哲学和宗教与东方宗教的交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叔本华在西方开创了一个运用东方思想反思西方哲学和宗教传统的趋势。在此之后，现代哲学家在面临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的危机时，往往沿着叔本华的道路继续从东方宗教传统中寻求解决的途径。二是叔本华的宗教转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打破了西方哲学和宗教与东方宗教之间的隔离，为东西方哲学和宗教的融会开辟了道路。叔本华企图建立一种哲学，将基督教与印度教、佛教统一起来。这一尝试本身对于建立一种世界性的哲学和宗教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这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宗教冲突仍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更具前瞻性。叔本华在哲学和宗教上敢于打破传统、地域、民族等的限制，努力学习和汲取异于自己的经验和思想，倡导一种世界主义，这一倾向在今天看来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叔本华的宗教转向对于西方的意义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但它对东方的启发却还远未被揭示出来。叔本华看到了东方宗教对于西方的启蒙意义，而对东方宗教本身存在的问题却并不甚清楚。他主要是把东方宗教当做一面镜子来映照西方，促使西方认识和克服自身的缺陷。东方也需要借助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来反思和批判自己的思想传统。这并不是要使东方皈依于西方哲学和宗教，而是要借助西方哲学和宗教的中介来使东方走向现代，走向世界。（杨玉昌）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叔本华于1788年2月22日生于但泽，即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相貌长得令人不敢恭维，且脾气也很暴躁，而他的母亲却是一个颇有才气的女作家，聪明美丽、才华横溢，外国语也说得很流利。叔本华自己也曾说过：“我的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我的智慧则遗传自母亲。”
叔本华叔本华8岁那年，奉父命在法国巴黎学习了三年的法语。据他自己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欢乐时光。之后，他回到了汉堡的父母身边，并在父亲的刻意安排下，进入到一所商业学校读书，以便将来能继承父业。由于叔本华的父亲是商界名流，母亲又与文艺界人士素有往来，所以他家中常有名人雅士来往。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环境，使得叔本华开始嫌恶商业生活的庸俗和那种世俗味道，心里从此便埋下了做学问的种子。可是，叔本华的父亲坚信文人多穷的观念，坚持不让其独子弃商从文。
直到1804年秋，他的父亲去世后，叔本华才在母亲的应允下，脱离开囚役般的从商生活，真正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809年叔本华进入了哥丁根大学，叔本华除了本行哲学之外，还兼习医学、物理学、生理学、法律学、音乐等诸多学术领域，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有所造诣，显露出其卓越的才华。
1814年叔本华离开母亲，移居德累斯顿。在那里，他勤奋著作，坚持不懈，终于用四年工夫写成了建立体系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在给出版商的信中写道：“我的著作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体系，因为这不是对某种已有的哲学体系的新的阐发，而是将一系列迄今还未有人想到过的思想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哲学体系。”1819年初，叔本华的这一著作出版了，然而，这部倾注心血的作品并没有引起他所预想的轰动，一年半的时间内只卖出去了140本书，其余的都报废了，这使得他心灰意冷。之后，他还去柏林大学讲授他的哲学体系，可惜听者寥寥。1831年8月的一场鼠疫迫使叔本华逃离了柏林，这一沉寂便是20个春秋。直到1851年，人们在读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附录和补充》时，才恍然大悟，认为叔本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于是，叔本华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叔本华热一下子便席卷了全德的中产阶层。一直滞销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立即成了抢手货，迅速销售一空。可是，这时候的叔本华已是一个老人了。1860年9月21日，他起床洗完冷水浴之后，像往常一样独自坐着吃早餐，一切都是好好的，一小时之后，当佣人再次进来时，发现他已经倚靠在沙发的一角，永远地睡着了。
叔本华的主要著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悲观论集》、《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人生的智慧》、《爱与生的苦恼》等。
《人生的智慧》是叔本华写于1850年的晚期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以“优雅的文体”，暂时撇开了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格言式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逐一探讨关于人性、人格、地位、荣耀、名声等长久困惑人类心灵的问题，认为有智慧的人应该以超然而明智的态度对待世事。叔本华在书中对人生的判断有一个十分悲观的基点，即“世界的内容全是痛苦”，而人世痛苦的根源则是人受着意志的支配和奴役。
《爱与生的苦恼》是叔本华的另一部代表著作。在这部书中，叔本华认为，人这种生命现象也是求生意志的客体化，是一切生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当人的生命现象为人的生命意志所肯定的时候，人生就是不幸和悲惨的。叔本华把意志在追求目的时受到的阻抑称为痛苦或缺陷，把意志达到它目的的状况称为幸福或满足。在这个意义上，痛苦是经常的，幸福是暂时的。因为人的追求没有最终目的，这种生命意志决定了痛苦和缺陷是人生的本质。此外，如果人的愿望得到一时的满足，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可怕的空虚和无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