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并未赋予这一小说人物以过多的政治色彩，但他那被作家有意突出的普遍人性由于不断地处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中，因而往往被历史化和具体化了。这也是小说家努力的方向，他想使这一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不排除身上的弱点和盲目性，而突出他的英雄性格和反抗精神；不使他脱离社会和政治斗争，却又让他保持着思想上的绝对自由；不窒息他身上一定程度的野性和强悍个性，同时赋予他以人情味和真诚的同情心。总而言之，这既是一个具有丰富人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又是一个在社会里挣扎、谋生、创作、反抗、探索的实实在在的艺术家。从小说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加以理想化的形象。
但是，审美理想化并没有妨碍小说家把他的人物的个性根植于现实的土壤。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发展不停滞于单纯的人性层面，譬如凝聚的“英雄个性”的层面。在小说的前半部，主人公的活动表现出个人干预社会的倾向。然而这种个人干预社会进程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但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在小说后半部突破了这一点，他逐渐使自己的生存目的由单纯反抗变为一种明确而自觉的民主主义理想，即投身于人类的进步事业。在战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转变的根本标志就是与劳工结合。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却感受着矛盾，一方面他作为艺术家不能为政治空谈而浪费他的时间，另一方面又感到政治是不可逃避的东西，面对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罗曼·罗兰的人物是一代优秀分子，他们对劳工的事业充满同情和希望，但在历史潮流中仅仅看到工团主义的神话，因而未能真正地找到历史的出路，小说的悲剧性就在于此。
罗曼·罗兰在小说末卷出版序里，已向读者言明小说结局的悲剧意味。他无意于讴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宽容与慈悲，只是以冷静的痛苦的忏悔意识写出这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写下了快要消亡的一代的悲剧。我毫不隐蔽地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以及它在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这一超人使命的重负之下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这是一段超人精神的沮丧的历史。在1914年大战临近的历史进程中，这段试图超越老旧的欧洲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所以在深思熟虑之后，不得不匆匆结束他的主人公的行程。
尽管小说的结局带有悲剧色彩，还是不能把它的基本精神作为悲剧意识来理解，因为小说主题的侧重点是欧洲新一代民主主义者的“超人使命”，他们不仅要重新缔造一种文化，而且要重新缔造一个新的人类。罗曼·罗兰在小说中正是试图通过他的人物来设想一种全新的文化和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从而开拓了欧洲人道主义文学的广阔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拉贡认为“这部小说打开了20世纪的门户”。
罗曼·罗兰在小说中明确提出了铲除“贫乏的个人主义”的主张，这标志着欧洲人道主义的一个新的方向。但罗曼·罗兰并不要求取消个性，相反的，他主张个性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是不赞成以个性的发展来拒绝个人的社会义务。个人与社会，个性的发展与社会的义务，这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心内容。小说正是围绕这一中心内容来表现“生与爱”，或英雄主义与博爱的主题的。生命力，或英雄主义，体现了强有力的个性特征，爱则是一种道德天职和人类义务。
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集中了当代思想的这两个方面。作者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尼采的超人精神同托尔斯泰的道德使命结合起来，并以新的历史精神处理个人命运同周围世界的现实关系。这样，读者便看到了小说主人公的个性及其社会存在犹如一条生命的巨流自由地奔泻。与这种粗犷强悍的个性同时存在着的，是对人类的巨大同情心，它以真诚的爱维系着人类的精神联系，并试图克服冷酷无情的人际关系。围绕主人公形成的友爱世界，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审美理想。但这一理想只是一个未来的远景，当作家让他的人物把这一远景乌托邦地搬移到现实中来的时候，便导致了小说结尾的思想悲剧。（柳鸣九）
罗曼·罗兰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切的生命都是信仰的行为。”罗曼·罗兰一生就是为了捍卫自己人道主义信仰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创作点亮了人类崇高的精神境界。
罗曼·罗兰
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于法国涅夫勒省克拉姆西镇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热爱音乐，对年幼的罗兰起到了很好的启迪作用。1880年全家移居到巴黎，罗兰于188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了一年哲学之后改修历史，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又通过考试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1890年，他利用在罗马研究史学课题的机会漫游意大利，收集素材开始创作。《奥西诺》等几个未曾发表的早期剧本是他的第一批作品。1891年回到巴黎，第二年与巴黎名教授勃莱亚的女儿结婚。婚后和夫人一起去了罗马，写了一篇关于意大利歌剧起源史的论文。回国后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学创作，兼写音乐评论。在这个时期，他写了十多部剧本，主要有以《信仰悲剧》为总题的三个剧本：《圣路易》（1897年）、《艾尔特》（1898年）和《理性的胜利》（1911年），表达了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振兴的愿望；剧本《群狼》（1898年）影射了当时的德雷福斯事件。而在家庭生活方面，罗曼·罗兰与热衷上流社会社交生活的妻子思想隔阂越来越深，最终于1901年离婚。
1898至1903年间，罗曼·罗兰参加了“人民戏剧”运动。1900年起，他为创建中的人民剧院写了《丹东》（1900年）和《七月十四日》（1902年）等大革命题材剧本，并把撰写的关于人民戏剧问题的论文结集为《人民戏剧》，于1903年出版。但是罗兰的戏剧作品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开始尝试其他体裁的创作。1903年发表了《贝多芬传》，受到关注。同时，从1904年至1912年，罗兰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创作了10卷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举成名。虽然它为作家带来巨大声誉，但是因为它抨击了法德社会的颓废文化界而引起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卫道士的围攻。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罗曼·罗兰侨居中立国瑞士，他坚持人道主义，反对战争。1914年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反战政论《超乎混战之上》，在西方世界反响强烈。他的反战立场激怒了法国民族沙文主义者，包括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和知识界同行，他们把他说成是“民族公敌”。但罗兰毫不退却，他继续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呼吁和平。1916年，瑞典皇家学院把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把奖金全部赠给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和几个救济战争难民的民间组织。
从20世纪30年代起，罗曼·罗兰不止一次公开声明支持苏联，并应高尔基的邀请于1936年访问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与法国进步作家一道参加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战争的国际性群众运动。在文学创作上，有小说《克莱伦勃》（1920年）与《母与子》（1922年-1933年）问世。1938年，罗曼·罗兰返回法国定居。二战期间，他在沦陷的法国闭门著作，写了回忆录《贝玑》（1944年）、《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年-1934年）等，直到1944年12月30日在维兹莱小镇的住所里与世长辞。
小说《母与子》（又译《欣悦的灵魂》）是罗曼·罗兰小说的另一部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安乃德是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20多岁时继承了父母的遗产，生活富裕。后来她的全部家财被替她经管财产的公证人作为赌注输得精光。于是安乃德成了赤贫之人，靠教家馆勉强维持生活。她曾与同学洛瑞恋爱订婚，后又取消婚约，过独身生活，并抚养她的非婚生的儿子。小说的后半部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为背景，反映了法西斯势力猖獗和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安乃德的儿子那时已经是20多岁的青年，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被法西斯暴徒所暗杀。两鬓斑白的安乃德踏着儿子的血迹，继续前进，走上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
阿纳托尔·法朗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诸神渴了》真实再现了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社会的各个层面，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丑恶和腐朽以及他们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与此同时，小说还歌颂了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塑造了主人公甘墨兰这个爱国主义者的形象。1921年他以这部杰作所表现出的“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以及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而荣获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