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另有一段重要情节，即米莱狄奉黎塞留密令赴伦敦从白金汉身上窃得两颗钻石坠饰，红衣主教遂以此为把柄要挟王后，达达尼昂得到三位伙伴相助，历尽艰险抵达伦敦面见白金汉公爵，取回仿造的钻石坠饰，挫败黎塞留的计谋。加进这段情节以后，不但小说前半部故事更显生动，而且人物形象也更加饱满——达达尼昂如此，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更是如此。阿托斯三人在库蒂尔兹的《回忆录》中是作为陪衬的次要人物，在大仲马笔下则成了贯串全书的主人翁——“三剑客”，读过这部小说的人，就此再也不会忘记他们：狷介端方、寡言重诺的阿托斯，那张英俊的脸庞始终那么苍白，那么高贵，浑身上下无处不透出雍容的大家气派。魁伟勇猛、粗犷豪爽的波托斯，爱虚荣，好吹牛，却不让人觉得可厌可憎，只叫人感到可亲可近。隽秀倜傥、儒雅睿敏的阿拉米斯，说话慢条斯理，不时还要脸红，但使起剑来身手矫健，遇到险境临危不乱，而且还有位神通广大的“表妹”能保佑他逢凶化吉。
如果说达达尼昂和阿托斯、波托斯、阿拉米斯多少还在史书中有案可稽的话（据文学史家考证，阿托斯他们在历史上亦均有原型），米莱狄则纯属虚构的人物。库蒂尔兹在《回忆录》中写过一个叫米莱狄的女人，她是被流放的英国玛丽王后的一名侍从女官，达达尼昂对她一见倾心，冒充她的情人潜入卧室跟她幽会，后被她识破。在这以后，《回忆录》中就没她的影踪了。大仲马把米莱狄写成黎塞留的心腹密探，并在这个艳若桃李、毒如蛇蝎的受过烙刑的女人身上大做文章，不仅让她在钻石坠饰事件里露面，而且让她在小说后半部里演了大段大段的“重头戏”，直到最后伏法。“只见小船靠上了对岸；淡红的天际勾勒出黑黝黝的两个人影……月光照在那柄宽刃的剑身上，射出一道寒光；接着双臂往下抡去。只听得长剑嗖地一声，受刑人一声惨叫，身首分离的尸身倒了下去。”整部小说就在这凄怆的氛围中接近了尾声。
英国学者、诗人安德鲁·兰说过：“大仲马在一展歌喉之前，先得有个音叉定一下音；而他一旦认准了音高，就能一泻千里地唱下去。”洋洋洒洒60多万字的《三个火枪手》，就是大仲马有了史料的音叉后唱出的史诗。他这部传之后世而不朽的小说，也就这样挂上了历史的钉子。（周克希）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已被世界各国译成多种文字。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人事沧桑，星移斗转，该书始终风靡于世，脍炙人口，一直久畅不衰，成了一部受世人推崇的世界文学名著。大仲马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保皇派和共和派激烈斗争的多事之秋，他在政治上倾向资产阶级，主张共和，反对查理十世，反对波旁王朝的复辟。大仲马主张共和这种基本的进步政治倾向，一直在他以后的创作中有所反映，成为他策划通俗历史小说的基本格调，也是贯串《三个火枪手》的一根思想主线。
至于艺术成就，毋庸置疑，大仲马不啻是一位编织故事的能手，不愧是一位高超的语言艺术大师。《三个火枪手》充分显示了其想象思维的超凡脱俗，构织故事情节独具匠心，刻画人物别具特色。他用生花的妙笔将主人公达达尼昂和另三个伙伴的各自性格勾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达达尼昂初出茅庐，风流倜傥，果敢机智，对朋友侠肝义胆，对爱情执著追求，对敌人嫉恶如仇；阿托斯平素少言寡语，出口一言九鼎，遇事沉着冷静，处世稳重老练，关键时刻，他是主事的灵魂和统帅；波托斯头脑简单，胸无城府，大胆鲁莽，贪钱爱财；阿拉米斯则足智多谋，才思敏捷，温文儒雅，风度翩翩，关键时刻，他是主事的参谋和智囊。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上述人物性格的勾勒，经常将其置于各种不同的决斗场景，使他们那具有中世纪史诗中骑士剑客的传奇色彩表现得更加丰满，因为当时法国及欧洲的绅士阶层，决斗是司空见惯的。大仲马的一生就有过13次决斗。4岁那年，刚办完父亲丧事的第二天，大仲马就抱着两支大枪悄悄爬上楼顶，要同上帝一决高低。当他母亲责骂时，他回答说：“我要到天国去，我要和上帝决斗，要把上帝干掉……因为上帝杀死了我爸爸！”
大仲马对红衣主教黎塞留和其亲信米莱狄的着笔更是出神入化：前者那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嚣张，对国王表面遵从而内心鄙夷的骄横，策划围困拉罗舍尔城的老谋深算，处理人际政务的通权应变，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后者外表的天姿国色，内里的蛇蝎心肠，更是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连续五章囚禁场面的铺陈，将米莱狄时而像温柔的天使，时而像凶恶的魔鬼，时而口若悬河、才气横溢、时而凶相毕露、暗藏杀机，最后把狱吏清教徒勾引得神魂颠倒，终于入其彀中的内心世界描写得令人叫绝。（佚名）
大仲马的祖父是贵族，在圣多米尼克岛上的殖民地，与一个名叫露易·仲马的黑奴生下了托马斯·亚历山大，也就是大仲马的父亲。托马斯参加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勇敢，短短7年就从普通士兵升为将军。他与外省一个商人的女儿结婚，1802年生下大仲马。大仲马原可用祖父那古老而尊贵的姓氏闯荡巴黎上流社会，但他却选择了黑奴奶奶的姓。
大仲马
大仲马的文学生涯始于戏剧创作，在家乡时就曾经和好友自编自演话剧。1823年到巴黎后，在奥尔良公爵府供职，业余时间一直刻苦写作。当时呆板沉闷的伪古典主义戏剧占领了法国的戏剧舞台，大仲马极为厌恶。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下，他写出了浪漫主义历史剧《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于1829年2月11日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大获成功，给伪古典主义戏剧一次猛烈的冲击。从此，大仲马加入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1830年3月，大仲马的历史剧《克里斯蒂娜》成功上演，次年5月又以《安东尼》一剧震动巴黎。
19世纪30年代中期，大仲马仿效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开始创作历史小说。他的小说大多是根据报刊的需要而写，先在报刊连载，后编印出版。有许多作品与别人合写。最初几部小说不很出色，但1844年问世的《三个火枪手》获得巨大成功，小说发表后，大仲马即成为法国最受民众喜欢的通俗小说家。《基度山伯爵》的发表，使他获得更高的声名。这部作品被誉为全世界通俗小说的扛鼎之作，大仲马也因而被后人称作“通俗小说之王”。
此后10余年间，大仲马以极高的速度写小说，他自夸写了400部小说，一般统计有200余部。比较著名的有《三个火枪手》的续篇《二十年后》、《布拉热洛纳子爵》、《玛尔戈王后》、《王后的项链》、《黑郁金香》、《耶羽的伙伴》等。大仲马曾经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他的小说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但主旨不在于重述历史，而在于渲染主人公的冒险奇遇。他的贡献是在浪漫奇遇和真实背景相结合而构成的境界中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描写了几百年的法国社会风貌。
因为这些畅销不衰的小说，大仲马获得了巨额稿酬，他本来就慷慨豪爽，有钱之后就更加奢侈。他游历四方，足迹遍布欧洲，还在巴黎郊区盖了极其奢华的“基度山城堡”。因为挥霍、破产和创造力枯竭，大仲马老年时陷入贫困和苦恼，但他还是不知疲倦地办报纸、写文学批评和回忆录，同时一如既往地风流。他最后一个情人是位漂亮的美国女演员，可惜演戏时坠马而死。据说，大仲马埋葬了心上人，在晴空下打着一把蓝色的伞，醉醺醺地来到儿子小仲马的家，一坐下就大声说：“我的孩子，我是到你这儿来等死的。”半个月后，大仲马逝世，享年68岁。
2002年，大仲马遗骨被隆重地迎入先贤祠——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丝绒锦旗，上面题有《三个火枪手》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名言。大仲马成为先贤祠中的第七十人，也是继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和马尔罗之后，第六位进入先贤祠的法国作家。
《基度山伯爵》是大仲马另一部令人倾倒的巨著，高尔基曾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作品主人公水手邓蒂斯因为替密谋推翻复辟政权的拿破仑党人传送信件，遭到三个效忠复辟政权的无赖之徒的陷害，他越狱之后找到了大量财宝，化名基度山伯爵开始复仇。这部小说是大仲马作品中最富于正义感、政治倾向最鲜明的佳作。小说生动紧张的情节，浓厚的传奇色彩，赋予它强大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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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是可以与父亲大仲马齐名的小说家、戏剧家。1848年，小仲马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茶花女》，一举成名。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青年阿尔芒与不幸沦落风尘的姑娘玛格丽特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虚伪腐朽的本质。1852年，作者把小说改编为戏剧在巴黎上演，引起巨大轰动，《茶花女》遂成为世界经典名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