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在革命前的全部创作中，抒情诗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是讽刺诗和长诗。他在这一时期的抒情诗除反映资本主义城市中人的痛苦、愤怒、抗议、准备斗争等种种情绪外，还阐述了对艺术的观点。而讽刺诗的主要题材则是现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对资产者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对资产者的愤恨和蔑视使诗人不惜用夸张手法去描绘他们的形象，如“粉红色肉团”、“下垂到肩上的油光光的脸颊”等。在讽刺和讥笑的同时，诗人的内心是悲伤的、孤独的，因为他周围“没有人”，只有“挤在一堆的上衣”。笑料和悲哀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中结合成一个整体，给笑声以深刻的哲理性质。从另一方面，悲哀似乎在笑中找到了出路，得到了解脱，因为马雅可夫斯基的悲哀不是绝望的悲哀，而是反抗性的、愤怒的悲哀。他的讽刺诗用发自内心的“呼喊”和一系列资产者丑恶可笑的形象把诗人自己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对立起来，同样的社会题材在他的长诗中更充分地展开。马雅可夫斯基在革命前对俄国诗歌的最大贡献是使长诗复活。例如《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等长诗全都带有自传性质。
马雅可夫斯基在革命前的创作的总题目是抗议和孤独，照勃留索夫的说法，这还属于旧诗歌的范畴。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反对资产阶级的鲜明倾向使他的诗歌创作在革命后能立即为革命服务，而且肯定善和美的倾向在他的长诗中已越来越明显。十月革命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不存在“接受还是不接受”的问题，他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确实，不但革命需要他，他更需要革命。“十月革命给了马雅可夫斯基力所能及的任务……马雅可夫斯基和群众一起在十月革命风暴中站了起来，成长为一个巨人。”
“进行曲”、“命令”、“颂歌”是马雅可夫斯基在革命后的宣传口号式抒情诗中的常用形式。抒情主人公形象与革命洪流合而为一，诗人的“我”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代表作如《左翼进行曲》等。
20世纪20年代是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全盛时期，讽刺诗、抒情诗、长诗齐头并进。这一时期他的讽刺诗的锋芒不仅针对公开的阶级敌人，而且主要是继续他在革命后就已开始的“清洗”工作——暴露市侩的日常生活和官僚主义。著名杂文诗《论败类》描绘了苏维埃机关中的新市侩“这种活宝”。马雅可夫斯基另一个最凶恶的敌人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复活的官僚主义。《开会迷》用夸张的手法暴露了会议成灾的现象。马雅可夫斯基20世纪20年代的讽刺诗与他在革命前的讽刺诗的区别是语气爽朗，有信心，站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俄文版封面新经济政策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并没有引起病态的反应。他不像有些诗人那样悲观失望，而是冷静地在复杂的环境中发现新事物的萌芽。他在这一时期的抒情诗的主题就是支持新事物，赞美新生活。这样他就突破了抒情诗的传统题材框框（爱情、死亡、大自然、艺术），使抒情诗充满了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如《记库兹涅茨克建设和库兹涅茨克人》等。
马雅可夫斯基对于爱情也有独到的见解，主要是说爱情中应该有社会政治内容，如《从巴黎给科斯特罗夫同志论爱情实质的信》和《致塔吉扬娜·雅科夫列娃的信》等诗。不过这些不是爱情抒情诗，而是论爱情的诗。真正的爱情抒情诗是长诗《我爱》，全诗由内容相连的几十首短诗组成，主人公从小到大的社会经历使他学会了巨大的爱和巨大的恨。别人的心在胸膛里，而主人公觉得他全身都是心，到处在跳动。马雅可夫斯基过去诗歌中的悲剧性爱情主题在这首《我爱》中得到了乐观主义的处理。爱情与社会责任的冲突、新的道德要求与旧的市侩生活观念的冲突，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中写得很多。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关于这个》写的也是这个题材。
马雅可夫斯基用诗歌作武器为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奋斗，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两条：第一是人物形象的抒情性。“共产主义远方”的理想光辉照耀着他心爱的主人公们；第二是形象化公式的政治尖锐性，他的政治见解精辟地通过形象来体现。这两个特点最充分地体现在他的长诗《列宁》和《好！》之中。
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个未来派诗人而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者，这里面并无矛盾。马雅可夫斯基不但是个未来主义者，也是俄罗斯文学中宣传布道题材的继承者，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走的是高尔基的道路。
（《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
马雅可夫斯基1893年7月19日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伊西省巴格达吉村。9岁进库塔伊西文科中学，后转学到莫斯科。1905年革命时曾积极参加罢课和游行。1906年进入莫斯科第五中学，开始阅读革命书籍，接触社会主义者。1908年初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事革命宣传，曾先后三次被捕，均因尚未成年而获释，1910年被交警察局监视。
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知识界和文学界流行着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认为革命和艺术不能相容。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其他许多进步作家都受到影响，1909年以后他不再参加党的工作。
1911年秋，马雅可夫斯基考入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结识了未来派诗人布尔柳克。1912年开始写诗，与布尔柳克等人共同发表了俄国未来派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宣称“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轮船上丢下水去”。他们在写作上排斥现有语言，杜撰新词，并竭力标榜自己。十月革命前他创作了代表作《穿裤子的云》、《战争与世界》、《革命》、《给我们回答！》等。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马雅可夫斯基重新认识了革命，他亲切地称之为“我的革命”。在攻打冬宫的历史性时刻，起义的水兵们唱着他创作的诗歌前进：“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天，诗人就到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参加工作。他写作了大量歌唱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诗篇，他的诗剧《宗教滑稽剧》是革命后的第一出现代戏。
马雅可夫斯基1919年10月至1922年2月，马雅可夫斯基参加“罗斯塔之窗”的工作，做了很多诗画，号召人民支援前线，打击白匪和外国武装干涉者。1922年3月5日，他创作的短诗《开会迷》得到列宁的肯定，认为这首诗“在政治方面”“是完全正确的”，列宁的批评与赞扬对他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1924年至1930年是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成熟期。1924年创作的长诗《列宁》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1925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美国，写了美国组诗，在高度评价美国科学技术的同时，深刻揭露了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加深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192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马雅可夫斯基写了长诗《好！》，歌颂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和欣欣向荣。卢那察尔斯基称它是“十月革命的青铜塑像”。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马雅可夫斯基很注重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创作，创作了著名剧本《臭虫》和《澡堂》。他与梅耶霍尔德一起，对苏联戏剧的创新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1930年1月，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他最后的作品《放开喉咙歌唱》，在诗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同时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心。同年4月14日，诗人自杀身亡。
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臭虫》是一部讽刺小市民的杰作。主人公普利绥坡金是最典型的小市民。他一出场就在进行婚前采购，以胜利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自居。一帮人在婚礼上胡闹，结果发生了火灾，新娘和宾客都烧死了，粗心的消防员把普利绥坡金和一只臭虫冻在了地窖里。50年后，普利绥坡金和臭虫一同被解冻，来到了一个“科学昌明”、井然有序的社会。普利绥坡金被视为酒精、浪漫、幻想的传染病源，科学家们把他作为臭虫的饲料、“可怕的人形的伪装者”被关进动物园展览，而那只曾跟他冻在一起的“普通臭虫”反而作为已经灭绝的珍稀动物被供奉起来。普利绥坡金的命运令人同情和深思，剧终时他的呼喊在即将到来的“E时代”将激起更长久的回声。
马雅可夫斯基的剧本《澡堂》旨在讽刺官僚主义，清洗官僚主义。戏剧冲突是围绕着发明制作“时间机车”展开的，一方面是发明家秋达柯夫领导的工人小组赶制“时间机车”，另一方面是官僚主义接洽管理局总长波别陀诺西柯夫及其一伙的百般阻挠。结局是“时间机车”试制成功，未来世界的代表磷光女人让秋达柯夫等人乘上“时间机车”驶向共产主义，而波别陀诺西柯夫一伙人则被抛出车外。剧本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与官僚主义是不相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