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太平洋而东至米国，见米国之人物皆新。论米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伦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自法人手中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米国以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40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败，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去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我们中国若能渐渐发明，则一切旧物又何难均变为新物？如英国伦敦，先无电车而用马车，百年后方用自行车而仍不用电车。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今而始盛。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若如现在的一切思想议论，其进步又何可思议！又皆说中国为幼稚时代。殊不知不然。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殊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米国无此好基础。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
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
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8000万，于今米国人极强，即欧人亦畏之；
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
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
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行。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所以西人知中国人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米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即如日本，当维新时代，志士很少，国民尚未大醒，他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所以不到30年，能把他的国家弄到为全球六大强国之一。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所以我们万不可存一点退志。日本维新须经营30余年，我们中国不过20年就可以。盖日本维新的时候，各国的文物，他们国人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此时，人家的好处人人皆知道，我们可以择而用之。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我们这方才是人力的进步。
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
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又有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米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至米国的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米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200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米国的黑奴吗？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这岂是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吗？！
所以我们绝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
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能如此，大家已担承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代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行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如米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去的，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尚是仍旧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摘自《领导即席讲话艺术与经典案例全集》，大众文艺出版社）
三、林肯解放黑奴宣言
（1863年1月1日）
有鉴于公元1862年9月22日，联邦总统已公布了一项宣言，包含如下内容，即：
自公元1863年元月1日起，任何一州或州内指定地区要是仍蓄有奴隶，当地人民将被视为反叛合众国政府。一切被蓄为奴的人应获得自由，并永享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陆海军当局，承认并维护上述人员之自由。对于此种人或其中任何一人为争取实际自由而作的努力，不采取任何压制行动。
从上述的元月1日起，总统将认定并宣布那些为反叛合众国政府的州或州内地区。其他各州及当地人民如于该日确有由该州多数合格选民选出的代表真诚地参加合众国国会，倘无其他有力之反证，该州及其人民将被确认为不反叛合众国政府。因此，我，合众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值此合众国政府及其权威受到武装叛乱反对时期，依据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职权，为剿灭上述叛乱而采取适当与必需的军事手段，在此公元1863年元月1日，于上次为此目的而发表之宣言满100日之际，正式宣布并认定下列各州、州内地区及其人民反叛合众国政府，即：
阿肯色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以下除外：圣伯纳、帕拉奎明斯、杰弗逊、圣约翰、圣查理士、圣詹姆士、阿克森、阿森姆逊、特里本、拉孚切、圣玛丽、圣马丁和奥尔良各教区、新奥尔良市）、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及弗吉尼亚州（除指定为西弗吉尼亚的48个县以及柏克莱、阿康玛克、诺斯汉姆顿、伊丽莎白市、约克、安公主与诺福克，包括诺福克市及朴茨茅斯市）。明确规定，对上述除外的各地区目前保持本宣言公布前之原状。
根据上述目的及我享有之权力，我正式命令并宣布，在上述指明的各州及州内地区，所有被蓄为奴隶的人，从现在起，获得自由，并永享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其陆海军当局，承认及维护上述人员之自由。
我在此责成上述宣告获得自由之人员，除必须之自卫，应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同时劝告他们，只要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忠实工作，取得合理的薪金。
我还要宣布周知，上述人员如条件符合，可为合众国征召入伍以警卫堡垒要塞、据点兵站及其他地方，亦可在各种军舰上服务。
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行动，此行动由于军事之必需，为宪法所认可。我要求人类判断此行动时予以谅解，请求全能上帝慈悲赐福。
§§§第四节谈判实例
只凭生吞活剥地背诵谈判招术，并不能使你摇身一变成为谈判高手，只有掌握住理论架构后，再结合成功的经验，才能帮助你把谈判技巧生根内化。
一、中英香港谈判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强行占领了香港岛。1860年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强行占领了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及附近；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的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1972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运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地通过决议，批准了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6月15日的报告。
1979年3月，英香港总督应中国外贸部长邀请访华时，即探询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意向。1981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外交及联邦大臣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访问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正式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开始，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两国领导人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时间是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很明显，英方想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针对英方的言论，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严肃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在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这次谈话后，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做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做出了某些承诺，谈判有了某些进展的可能。为此，这一年的4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