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典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一部颇有影响的论述军事、政治的著作，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共5卷24篇。
对《尉缭子》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和书的归类，历来有不同说法。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残简后，才证明其并非伪书。对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种意见认为是梁惠王时期尉缭所著，成书于战国中期。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秦始皇时期尉缭所著，成书于战国晚期。一般认为前一种说法较为可信。现在一般认为，今本《尉缭子》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论及政治和经济。《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与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代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认为《尉缭子》是兵书。
作者尉缭，生平不详，战国后期军事理论家。有人说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即过着隐居生活，后应魏惠王的召见，曾向其陈述兵法。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兵书的军事思想，并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
在战争观上，《尉缭子》反对“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他将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从属于政治；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尉缭子》注重战前准备，包括思想、物质和组织等方面，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里外接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身先士卒，为人表率；重视部队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
今本《尉缭子》共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依赖人的智慧。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原则。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治军经验：“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预备；谨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果断；得众在于下人。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质；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意思是，树立威信，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奖赏及时；当机立断，顺应事态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尉缭子》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议兼儒、墨，合名、法；论诛暴乱，禁不义”，这也许是它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着重记述各种军事条令，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很有价值，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在军事理论方面，它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一方面继承先秦兵家的思想，一方面吸收战国法家的观点，成为学术整合的产物。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代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中，宋代被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公元1600年）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中的赏罚激励谋略
在军队建设方面，《尉缭子》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兵书相比较，最突出的一点是其对具体的军事法令的详细记录。《尉缭子》用一半的篇幅来叙述各种军事法令，有的专门叙述军事法令，有的涉及军事法令内容。这充分体现了尉缭崇尚法治原则。汉代刘向称“缭为商鞅学”，明代刘寅也说：“《尉缭子》乃商鞅之学，儒者所不谈。”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尉缭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这样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
尉缭注重通过人员激励来建设军队。人员的激励可以分为赏与罚，这对于调动军队的积极性和增强军队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明确的奖赏和严酷的刑罚是禁止邪恶的一种有效办法。在治军中，“赏如山，罚如溪。太上无过，其次补过，使人无得私语。”意思是，赏功要像山那样重，罚过要像溪水湍流那样急，赏罚最好没有过失，即使有了过失也要及时纠正，使人们无可非议。严格的赏罚制度能使军队秩序稳定，士气高昂，这样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尉缭子》中的激励方式有多种，有榜样激励、关爱激励、赏罚激励、士气激励等。榜样激励即通过将帅的良好言行来鼓励士卒；关爱激励是通过对士卒的关心和爱护来鼓励；赏罚激励即通过奖励和惩罚等手段来激励士卒；士气激励是将帅要提高军队的斗志。
原典
故为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尉缭子·战威》
[译文]所以用兵作战的人，必须以身作则来激励全军将士，就可以像用心来指挥四肢一样自如。不激励士气，士卒就不会为国献身，士卒没有献身精神，军队即使多也不会有战斗力。
原典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尉缭子·战威》
[译文]勤勉而能耐劳苦的军队，将帅一定要身先士卒。酷暑不躲在伞下，严寒不多穿衣服，遇到危险下车与士卒同行，水井挖成士兵喝到水自己再喝，饭做熟后士兵吃上饭自己再吃，军营驻扎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劳苦与安逸都与士卒相通。这样军队即使长期作战也可以不疲惫不衰败。
原典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尉缭子·制谈》
[译文]民众并不生来就是喜欢死而厌恶生。号令严明，法制健全，就能使士兵勇往直前。赏罚制度事先申明，并能坚决实施，这样出兵作战就能获胜，行动也可以成功。
原典
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
——《尉缭子·战威》
[译文]推举贤士，任用能人，不选择吉日良辰也能办事顺利；严明法令，不用占卜问卦也能遇事吉利；尊崇有功之人，优待为国操劳的人，不用祈祷神灵也能得到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