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我再次站在了大都会剧院的舞台上。那时我和大多数人都相信，只有协约国取得胜利，这个世界才能获得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于是，每一场演出结束后，我都会表演《马赛曲》，全场观众也总是激动地站起来。我并没有停止表演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因为我觉得所有有识之士都会认同，因为战争的原因抵制德国艺术家是不明智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所有爱好自由的人都激动不已。当晚，跳完激情澎湃的《马赛曲》之后，我又演绎了《斯拉夫进行曲》。这首曲子的中段引用了俄国国歌，颂扬沙皇，但是我却舞出了农奴们在鞭子下受尽折磨的悲惨画面。
我的舞蹈动作与背景音乐强烈不协调，或者说完全相反。观众们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有些骚动。
奇怪的很，在我的整个艺术生涯里，最吸引我的一直是这种表现绝望和反抗的作品。我穿着红色的舞衣，用舞蹈表现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拿起武器抗争。
十月革命发生的那天晚上，我跳得酣畅淋漓。看到那些饱尝痛苦、受尽磨难、为人道事业献身的人终获自由，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每晚坐在包厢里看我表演的洛亨格林开始感到不安。他是否担心这所由他赞助的学校，也许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将他和他的数百万财富推向毁灭？可是，我内心的艺术冲动太强烈了，我无法扼制住它，即使是为了我所爱的人。
洛亨格林为我在榭丽酒店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招待会首先以晚宴的形式开始，随后是舞会，最后是丰盛的夜宵。他借此机会送给我一条精美的钻石项链。我从来不需要珠宝，也从未戴过珠宝。但是这一次，他情绪很好，我便让他为我戴上了钻石项链。接近凌晨的时候，客人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香槟酒，精神振奋，我自己也因为这种欢乐的场面而多少有点亢奋，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了。我突然不合时宜地起了一个念头，要教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跳探戈——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过别人跳这种舞。正跳得起劲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手臂被一只强劲的手抓住了，回头一看，居然是洛亨格林。他正火冒三丈。
这条不幸的项链，我只戴过一次。因为此事发生后不久，洛亨格林又发了一次脾气，然后就杳无音信了。我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巨额的酒店账单，承担学校的所有开支。向他求助不成之后，我只好把那串精美的钻石项链送去了当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它。
我被困在纽约，身无分文。这个社交季节快要结束了，我根本不可能再安排什么演出活动。幸好我还有一件貂皮大衣以及一块上好的绿宝石。据说这块绿宝石是从一尊著名的神像上取下来的，落入一位印度王子的手中。这位王子因为在蒙特卡洛赌钱而拮据，只得把它卖给了洛亨格林。我将貂皮大衣卖给了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绿宝石则卖给了另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然后在长滩租了一幢别墅避暑。我把学生们安顿在这幢别墅里，等待秋天到来，以便能够再次表演赚钱。
我一向花钱不节制，手里有钱了，就租别墅、买汽车以及日常用品，完全没有考虑到未来。我当时的确是没多少钱了，如果我能将变卖貂皮大衣和绿宝石所得的钱投资到牢靠的股票和债券上，无疑是更明智的，可惜我根本想不到这些。我们在长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像往常一样，招待了许多艺术家。有些客人还留下来住了几个星期，其中就有小提琴家伊沙耶。他从早到晚演奏着小提琴，优美的琴声飘荡在我们的小别墅里，令听众们心神荡漾。由于没有工作室，我们便在沙滩上跳舞，甚至为伊沙耶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庆祝活动，他乐得像个孩子。
夏季过后，我们回到纽约。可以想象，我又身无分文了。我心烦意乱地过了两个月，最后接受了一份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表演的合约。
在巡回演出期间，我发现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近了。抵达之前，我从报上读到了罗丹去世的消息。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这位伟大的朋友了，我就伤心得泣不成声。奥克兰月台上正有一大群等着采访我的记者，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红肿的双眼，便在脸上罩了一块黑纱。结果，有人在隔天的新闻报道中说我故作神秘。
从我离开旧金山，踏上伟大的征程开始，已经过了22个年头了。你们可以想象我回到家乡的心情。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已经让这座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四周的一切都很陌生，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哥伦比亚剧院的观众很有素养，也很慷慨。他们非常友善，欣赏我的表演，评论界也是如此。然而，我并不满足，因为我想为更多的人表演。我于是请求到希腊剧院演出，却遭到了拒绝。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我，是我的经理人缺乏沟通的技巧呢，还是有什么我无从了解的敌意？
在旧金山，我又见到了母亲。多年前，她因为思乡心切，不愿意在欧洲生活，便回到了家乡。她看起来苍老憔悴了很多。一次，我们在克里夫餐厅吃午饭，我从镜子里看到了我们两个人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拿如今悲伤的我和忧愁的母亲同22年前的母女俩相比，那时我们充满了冒险精神，满怀希望地出去追寻梦想、创造财富。现在，我们功成名就了——可是为什么结局如此凄惨？或许，这个星球从一开始就对人类并不友善，我们活得并不顺畅，生命的结局自然也是大抵如此。我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智者和所谓的成功人士，却没有遇到过幸福的人。尽管有些人宣称是幸福的，但是任何一个稍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出，在他们的面具后面隐藏着同样的不安和痛苦。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幸福大概是根本不存在的吧，即使有，也是短暂的幸福。
这种短暂的幸福，我在旧金山就体验了一回。我遇到了音乐上的知音——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他说我是个舞蹈家，更是个音乐家，我的艺术让他理解了巴赫、肖邦和贝多芬音乐中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片段。听他这么说，我既惊又喜。在这奇迹般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体验了一种美妙的艺术合作关系，因为正如他所言，我帮他打开了通往他的神秘艺术的大门，而他则让我发现了以前从未设想过的艺术诠释方式。
哈罗德过着一种雅致的、知性的生活，远比普通人来得高尚。他不像大多数音乐家那样只局限于音乐领域。相反，他热情地拥抱所有艺术形式，对于诗歌和最深奥的哲学都有广泛涉猎。当两个在艺术的道路上追求同一崇高理想的人相遇的时候，他们便陷入了酒醉般的情境中。我们虽然滴酒未沾，却一直处于迷醉的状态。我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涌动着战栗的希望，我们的目光在意识到这种希望的过程中交缠，我们体验到极致的喜悦，仿佛是痛彻心扉地嘶喊出来：“你有没有感觉到肖邦的这个乐句是这样的......”“是的，就是这种感觉，不过还要多一点点。我用舞蹈动作达吧。”“啊，多么贴切的表达！我现在就弹奏给你听。”“啊，多么快乐——多么极致的喜悦！”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它不断加深了我们对钟爱的音乐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