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参战后，洛亨格林把他在德文郡的城堡改装成了野战医院。为了保障学校里学生的安全，他把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全都送去了美国。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在纽约跟孩子们在一起，经常发电报让我过去。最终，我决定那边跟他们会合。
安德鲁为我送行，我上了开往纽约的巨型轮船。
我既悲伤又疲惫，白天总是把自己关在舱房里，到了晚上，别的乘客都睡了，我才出现在甲板上。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在纽约迎接我。他们见到我时，看我变了那么多，而且还病着，简直惊呆了。
我把孩子们安顿在一幢别墅里——她们是一群快乐的战争避难者，在第四大道和第二十三大街交接处租了一处宽敞的工作室，挂上了蓝幕布后，我们就重新投入工作了。
我从战争中的法国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美国人对战争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十分愤然。一天晚上，我在大都会剧院演出结束后，披上一块红披肩，即兴跳起了《马赛曲》，想号召美国年轻人站起来，捍卫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文明。第二天早上，各类报纸反响强烈。其中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如下文字：
伊莎朵拉·邓肯小姐在演出结束时以热情洋溢的舞蹈演绎了《马赛曲》，赢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他们站起身来为她喝彩，久久不愿离去……她那尊贵的姿态，是对巴黎凯旋门上的古典雕像的模仿。她裸露着肩膀。在表现著名的拱门上的美丽浮雕（鲁德）的时候，她摆出迷人的姿态，露出身体的一侧，直到腰际。观众们因为她的表演而激动不已，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她栩栩如生地诠释了高尚的艺术。
我的工作室迅速成为诗人们、艺术家们的聚集地。从这一刻开始，我又恢复了勇气。我租下了闲置的新落成的世纪剧院，为社交季节做准备，并打算把它打造成我的“狄俄尼索斯剧场”。
不过，这家剧院颇为庸俗的场内设置让我很不满意。为了把它改造为一座希腊式剧院，我让人把乐队的所有座位搬走，铺上蓝色的地毯，这样歌舞队的活动就自由多了。我用蓝色的帘子将丑陋的包厢遮住。接着，我又创立了一个由35名演员、80名音乐家和100名歌唱人员组成的剧团，上演悲剧《俄狄浦斯王》。我的哥哥奥古斯丁担任主角，我和学生们扮演歌舞队。
观众们主要来自纽约的东区，他们现在是美国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东区人的捧场，让我十分感动；所以我带上了所有学生和一个交响乐团去东区，在意第绪剧院为他们免费演出。如果我财力雄厚的话，我宁愿留在那里，为这些灵魂里流淌着音乐和诗情的人跳舞。可是啊，唉！这次盛大的演出活动被证明是一场耗资巨大的实验，将我彻底推向了破产的境地。我向纽约的一些百万富翁求助，只得到这样的回答：“但是，你为什么非要演希腊悲剧呢？”
那时候，纽约正刮着“爵士风”。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到比尔特莫这类酒店的宽敞的沙龙里消磨时间。他们随着黑人乐队狂放的嘶喊和号叫跳着狐步舞。有人邀请我参加了一两次这种奇怪的舞会。不得不说，正当法国人在浴血奋战、需要美国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却在这里尽情享乐，我的愤慨油然而生。实际上，1915年的美国社会风气令人厌恶。我决定带着学生们重返欧洲。
可是，我当时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虽然我早已预订了“但丁·阿利盖利”号回程的舱位，却没钱支付。距离轮船起航的时间差不多只剩下3个小时了，钱依然没有着落。这时，一位穿着得体的年轻美国女子走进我的工作室，问我当天是不是要去欧洲。
“你瞧，”我对她说，同时将穿好旅行外衣的孩子们指给她看，“我们都准备好了，只是还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支付船票。”
“你需要多少钱？”她问。
“大约两千美元。”我回答说。这位年轻女子简直异同常人，她立即掏出钱包，从中拿出了两张面值1000美元的钞票，放在桌上，“能够在这种小事上帮到你，我很荣幸。”
我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人，这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女人。她没有提任何要求，就这么由我随意支配这笔钱。我只能这么想，她肯定是某位不为人知的百万富翁。后来我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为了帮我筹到这笔钱，她在一天前卖掉了所有的股票和债券。
她和很多其他人一起到码头给我们送行。她的名字叫鲁思——《圣经》里的摩押女子，鲁思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路就是我的路。”鲁思从那时起，一直践行着这种诺言。
由于官方禁止我们在纽约继续表演《马赛曲》，我们便全都站到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衣袖里都藏着一面法国国旗。我事先已经同她们说好，只要汽笛响起，船一离岸，我们大家就一起挥动手里的国旗，齐声高唱《马赛曲》。我们唱得兴致勃勃，船员们为此也兴奋不已。
朋友玛丽本来是为我送行的，可临分别时，她实在不忍心与我分离，就冲动地跳上了船，要跟我们一起走，既没带行李也没带护照。她说：“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我们就这样在《马赛曲》的歌声中告别了1915年富裕欢乐的美国。我带着这些如今也居无定所的学生，前往意大利。我们情绪激动地抵达那不勒斯，当地的气氛十分热烈，因为意大利已经决定参战了。能够回到欧洲，大家都显得兴高采烈。我们在乡间举办了一场欢快的庆祝会。记得那天，我对着围在身边的那一群好奇的农民和工人说：“感谢上帝给你们这么美丽的国家，不要羡慕美国。在这里，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你们有蓝天、葡萄藤和橄榄树，你们比任何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都更为富有。”
在那不勒斯，我们讨论了下一步的目的地。我很想去希腊，在科帕诺斯露营，直到战争结束。不过，我的想法吓着了年龄大的学生们，因为她们拿的是德国护照。最后，我们决定去瑞士避难，而且还有可能在那里进行一系列的演出活动。
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去了苏黎世。在湖光酒店的酒吧里，我遇到了美国一个著名的百万富翁的女儿。我认为这是一个让她对我的学校产生兴趣的绝好机会，于是在一个午后，我叫孩子们在草地上为她跳舞。她们的舞姿引人入胜，我觉得她一定会大受感动。可是，当我提到帮助我的学校这件事的时候，她居然这么回答我：“没错，她们或许很可爱，但是她们没有可爱到打动我。我只对自己的心理分析感兴趣。”多年来她一直师从荣格，每天花数小时记录头天晚上做过的梦。她的老师荣格，正是享誉盛名的弗洛伊德的高徒。
那年夏天，为了离学生们近些，我住到奥奇的美丽湖畔酒店。我的房间很漂亮，有一个架空在湖上的阳台。我租下了一间以前用做餐厅的大房间，看起来有点像临时的工房。我在四周挂上了给予我源源不断灵感的蓝色幕布，将之改造为一个教学“圣殿”，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那里教孩子们跳舞。
一天，我们开心地接待了韦恩加特纳和他的夫人，整个下午和晚上一直为他跳着格卢克、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
从我的阳台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临湖的另一个大阳台上站着一群漂亮的男孩子，穿着闪亮的丝质衣服。他们围绕着一个年龄稍长的男子——身材魁梧，金发碧眼，体形很像奥斯卡·王尔德。他们会从阳台上朝我微笑，有一晚甚至邀请我共进晚餐。他们都是天资聪慧的迷人孩子，为了躲避战争才来到此地。那位年轻英俊的S公爵也出席了晚餐。
有时候，他们带我坐摩托艇，在浪漫的菜曼湖上游玩。大家一起喝着香槟酒，畅快淋漓。我们常常于凌晨4点在蒙特鲁上岸，那里有一位神秘的意大利伯爵为我们准备食物。这位俊美而严肃的伯爵面无血色。他日夜颠倒，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他常常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小小的银色针筒，往自己苍白且瘦弱的手臂上注射，每个人都假装没看见。注射完后，他变得机智风趣，神采奕奕。据说他的白天过得相当痛苦。
与这些迷人的年轻人交往很开心，让我暂时遗忘了自己的悲伤和孤独，可是他们显然无视于我的女性魅力，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决定试着对他们施展我的魅力，结果十分成功。那天晚上，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的陪伴下，我与这帮年轻人的“领袖”坐上梅赛德斯豪华轿车出游。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我们疾驰在莱曼湖的沿岸，飞一般地闪过蒙特鲁。我喊着“往前开，往前开”，直到最后，天已蒙蒙亮，我们才发现已经来到了威格。我仍然饶有兴味地喊着“往前开，往前开”，轿车在终年积雪的山道上畅行，穿过了圣哥达山口。
那帮年轻迷人的朋友早上起床后发现他们的“苏丹”已经跟一个可恶的异性跑了，会是多么大惊失色啊！一想到这，我就乐不可支。我使出浑身解数引诱他，一直把他引向了意大利境内，然后继续往前开，驶过罗马，又从罗马开往那不勒斯。看到大海后，我又极度渴望再去看看雅典。
我们登上一艘意大利小汽船。就这样，一个早上，我发现自己再次沿着通廊上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行走，进入神圣、智慧的雅典娜女神的庙宇。上次来这里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想到自己在此后的日子里曾是多么严重地背离了智慧与和谐，并且因为沉迷于爱情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顿时觉得无地自容。
这座现代城市正处于骚乱之中。我们抵达雅典的第二天，韦内塞洛斯宣布下台。据说，王室大概是想投靠德国皇帝。那一晚，我举办了一场迷人的晚宴，国王的秘书梅·米拉斯先生也来了。我在餐桌中央堆满了红玫瑰，花儿下面藏了一台小小的留声机。在我们用餐的大厅里，还有一群柏林来的高官。突然，我们听到他们的餐桌上二传来“德国皇帝万岁”的祝酒词。一听到这声音，我立即拨开玫瑰花，打开留声机，播放《马赛曲》。与此同时，我举杯祝酒：“法国万岁。”
国王的秘书看起来有些惊慌，不过内心还是高兴的，因为他实际上站在协约国这一边。
这时，从我们前面敞开的窗户看出去，只见一大群人聚集在广场上。我把韦内塞洛斯的画像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时让年轻的美国朋友抱着留声机跟随我，大胆地播放《马赛曲》，走到广场中央。小机器里传出的乐曲声，人们情绪激昂的合唱声，让我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法兰西颂》。舞蹈结束后，我向民众大声呼吁：“你们拥有第二位伯里克利，那就是伟大的韦内塞洛斯。你们为什么对他的困境视若无睹呢？你们为什么不追随他呢？只有他才能将希腊引向辉煌。”
然后，我们集合成一支游行队伍，走到韦内塞洛斯的住处，站在他的窗下，反复唱着《希腊颂》和《马赛曲》，直到士兵们毫不客气地拿着刺枪将我们大伙驱散。
这件事让我畅快淋漓。之后，我们乘船返回那不勒斯，继续我们的旅程，来到了奥奇。
从那时候开始直至战争结束，我想方设法维持我的学校。我一直安慰自己，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返回贝勒维了。可是，战争没完没了，我不得不以百分之五十的利息借高利贷，支付学校在瑞士的开销。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16年签下了一份到南美巡回演出的合约。于是，我准备坐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当我追寻着这些回忆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的一生很难尽述——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性如此多面，经历如此丰富，而记述却很贫乏。那些我复杂冗长的事情，只要几页纸就讲完了；那些经历过的似乎长达几千年的折磨与痛苦，下笔要写时又觉得像换了一个人，写起来只是浅尝辄止。我常常绝望地问自己：我写出的只是一副空架子而已，有没有人可以真正体会其中的悲欢呢？假如我是一个作家，并且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写了20部小说，那么我或许会离事实近些；然后凭借写小说的经验撰写自己的艺术人生。当然，这部自传与小说的写法完全不同，因为我的艺术生涯和艺术思想已经超然地站到了一旁，自成体系，就像一个分离的有机体，似乎是独立于我所谓的“意志”之外了。
虽然如此，我仍然试图真实地记录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有时候，我难免会担心这样的记录是否会一团糟。可是既然我选择了用文字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我就会做到有始有终。我似乎已经听见世上那些所谓良家妇女的声音——“这真是一本最不光彩的传记”，或者，“她所有的不幸都是报应”。我可从不认为自己有罪。尼采说：“女人是一面镜子。”我只是对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和事作出反应而已，就像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根据神祇的启示改变自己的外形和性格。
轮船停在纽约的码头。奥古斯丁不放心我在战争期间独自远行，决定与我同去。他的陪伴，让我备感安慰。同船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拳击手，由一个叫特德·刘易斯的人带头。他们常常在早上6点起来训练，然后在船上的海水游泳池里游泳。我早上和他们一起锻炼，晚上则为他们跳舞，整个旅途过得很愉快，一点儿都不觉得漫长。钢琴家莫里斯·杜梅斯尼尔也与我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