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一个晚上，我在柏林跳舞。跟平时一样，我跳舞时从不去注意观众——他们总是把我当成代表全人类的神一样，但那晚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看我演出的一个人。我并没有刻意去看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意识到他的存在。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位英俊的男子走进了我的化妆室，而且面带愠色。
“你真了不起！”他赞叹道，“演得太精彩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剽窃我的思想呢，你从哪儿弄到的我的布景？”
“您说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帘，我5岁的时候就发明出来了，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
“不！这是我的布景，是我的理念！而你，正是我想象中的在这种布景前跳舞的人！你是我所有梦想的践行者。”
“可您是谁呀？”
于是，从他口中吐出了这样一句美妙的话：
“我是埃伦·特里的儿子。”
埃伦·特里，我心目最完美女人的典范，埃伦·特里……
“啊，请您一定得赏光到我们家吃晚饭。”毫无戒心的母亲说道，“既然你对伊莎朵拉的艺术那么感兴趣，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吃晚饭。”
于是，克雷格来到了我家。
他非常激动，向我阐述他对艺术的全部思想以及他的雄心壮志……
我饶有兴味地倾听。
可是，母亲和其他人觉得寡然无味，一个个都找借口睡觉去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个，克雷格还在谈他的艺术，手舞足蹈，喜形于色。
讲着讲着，他突然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唉，真是太荒谬了！是我发现了你，创造了你。你是属于我的布景。”
克雷格身材高大，长得很像他美丽的母亲，他的五官看起来甚至比他的母亲还要精致。虽然他身材高大，但他的身上却有些脂粉气，尤其是薄薄的嘴唇，显得很敏感。他儿时的照片上是金色的卷发——埃伦·特里家的金发小孩——现在看起来有点发黑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目光坚定而热情。他给人的印象是娇柔的，只有一双手以及两个粗大的像猿猴一般的大拇指，才让人感到他的力量。他常常笑说那是杀人的拇指——“亲爱的，它们足以把你掐住。”
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任凭他将披肩披在我小巧的白色束腰裙外面。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飞奔下楼走到大街上。然后他就用标准的德语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我和我夫人要去波茨坦。”
好几辆车都拒载，但最后我们还是雇到了一辆，于是我们到了波茨坦。黎明时分，我们在一家刚开门营业的小旅馆前停了下来，进去喝了咖啡。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动身返回了柏林。
到柏林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回去见我的母亲，便决定去找我一个叫埃尔西·德·布鲁盖尔的朋友。布鲁盖尔是波希米亚人，她体贴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准备了早餐——煎鸡蛋和咖啡，又让我在她的卧室里休息。我沉沉睡去，到傍晚才醒来。
之后克雷格把我带到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位于柏林一座高楼的顶层，里面铺了黑色的打蜡地板，上面洒满了人造的玫瑰花瓣。
面对一位才华横溢的美男子，我内心的爱情火焰猛然旺盛起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身体里潜伏了两年的渴望蓄势待发，现在突然一下子喷薄而出。在克雷格身上，我发现了一种惺惺相惜的特质，我的情感能得到他的回应，我俩性情相通。他常对我大声喊道：“啊，你真是我的亲姐妹。”我甚至感到我们的爱情中蕴藏着乱伦的罪孽。
我不知道其他女人如何描述自己的情人，我想，一般来说该是限于头部、肩膀或手臂吧，然后是他的衣着打扮。但是我一想起他，我头脑中便现出那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的情景：他像一只挣脱茧壳束缚的蝴蝶一般，褪去外衣，露出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躯体，美得令我窒息。
也许，月亮女神最初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到恩底弥翁时，恩底弥翁想必也是这样身材高大、躯体洁白。海辛图斯、那西索斯以及勇敢智慧的珀修斯一定也都是这个样子。克雷格看起来不像是凡尘中的青年，更像是英国艺术家布莱克笔下的天使。他的美貌不仅迷住了我的双眼，还慑服了我整个身心。接下来，身体与身体贴在一起，紧紧相拥，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彼此契合。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水乳交融的一个身躯，就像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中所说的一样，两具身体共用一个灵魂。
这不是青年男女的交欢，而是一对孪生灵魂的结合。肉体的躯壳已随着心灵的陶醉而变化，世俗的狂热恋情已化为炽热的烈焰，缠绵交织，向着天堂飞升。
那种欢乐纯粹而完美。啊，为什么燃烧的灵魂没能找到一个出口，像布莱克的天使一样，穿过我们地球的云层飞到另一个天堂？
他的爱是那么年轻，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但他并不荒淫无度，懂得在爱欲泛滥之前抽身而退，把火热的激情转化成他的艺术灵感。
克雷格的工作室里没有床也没有摇椅，更没有饭吃。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地板上。他身无分文，而我也不敢回家拿钱。我在那里住了两周，到了吃饭时间，他就赊购一顿，让人送到房间。有人来送餐时，我就躲在阳台上，人走了才溜出来跟他一块儿吃。
可怜的母亲跑遍警察局和大使馆，四处打听，说她的女儿被坏蛋拐走了。我的失踪也急坏了我的经纪人。我失去了许多观众。有几家报纸故作聪明地刊登消息说我得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后，我们才一起回到了母亲的住处。说实话，尽管我当时十分痴狂，但几天来一直都睡硬地板，所以我感到身心俱疲，而且只能吃熟食店那种快餐，出门也只能等到天黑以后。
母亲看到戈登·克雷格怒不可遏：“滚！该死的恶棍，给我滚出去！”
她对克雷格恨得要死。
克雷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戏剧舞台。虽然他从未积极地参与过舞台上的实践活动，但他的思想给人以启迪。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莱因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没有他，我们会仍然停留在旧的现实主义的布景中。
他还是个有趣的伙伴，从早到晚精力充沛。从早晨喝第一杯咖啡开始，他的想象力就张开了翅膀。陪他在街上散步，感觉就像在尼罗河畔陪伴着古埃及底比斯的博学的大祭司。
也许是因为高度近视，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拿出纸笔，饱含激情地为德国现代建筑画速写。
在路上遇到一棵树、一只鸟或一个孩子，他都会激动万分。与他待在一起，绝不会感到无聊。他时而欢喜异常，时而情绪布满阴霾，心情黯淡。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越来越忧虑了。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每当他提到自己的工作时，我总是温柔地回答：“啊，是的，你的工作，多好啊，你是个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也有我的学校啊。”然后他就会一拳砸在桌子上：“可是我的工作也很重要！你的工作是绘制布景，但最重要的是人，因为一切都是从人的心灵放射出来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的学校，它培养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你的工作，为人绘制完美的布景。”
这种争论总是以雷鸣般的吼叫开场，最后归于沉寂。然后，我身上的女人本性会突然苏醒，温柔地问他：“噢，亲爱的，我惹你生气了吗？”他回答说：“生气？噢，没有！所有的女人都是该死的讨厌鬼！你就是一个干扰我的工作的讨厌鬼。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之后便夺门而去。这摔门的巨响使我如梦方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次我都等他回来，在他回来前，我会在提心吊胆和悲伤不安中度过一夜。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种情景常常反复出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和谐，终于，我难以忍受了。
我能够激发这位天才，这是我的命运；我同时想保持自己的事业顺利发展，结果两败俱伤，这也是我的命运。在经过了几周的磨合之后，克雷格的天才和我的艺术灵感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苗头。
虽然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他那作为艺术家的妒忌心，使他永远都不会承认女人的艺术。
姐姐伊丽莎白邀请柏林市名流和贵族妇女为学校成立了董事会，她们听到我和克雷格的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用责备的语气谴责我作为上流社会的成员，她们不想再赞助一个校长道德败坏作风不良的学校了。
她们推举大银行家门德尔松的太太来给我送信。当她带着那封吓人的信来到我这儿时，她有点儿害怕，突然就哭了起来，然后把信扔在地上，抱着我哭道：“请不要以为我在这封讨厌的信上签了名。那些女人也是没办法，她们将不再担任学校的董事了。不过她们还是挺信任你姐姐伊丽莎白的。”
对于舞蹈，伊丽莎白也有自己的想法，可她并没有像我一样公开演讲。现在，我算是看清了这些贵妇的原则：只要你不声张，什么事情都好办。真是令人气愤。我在爱乐协会大厅专门做了一次关于舞蹈的演讲，论述舞蹈是追求自由的艺术。最后，我谈到了妇女问题，说只要女人愿意，她们就有恋爱和生子的权利。
当然，人们会问：“孩子怎么办？”但是，我可以说出许多非婚出生的杰出人物的名字。这并不影响他们获得声誉和财富。退一步讲，如果一个女人认为一个男人因为发生争吵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她又怎么能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呢？如果她假定他是个这样的人，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认为，忠诚和互相信任是婚姻的首要条件。不管怎样，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如果我不顾体力和健康而生下孩子，到头来，这个男人却依据法律说这个孩子属于他，甚至只允许我一周探望孩子三次，要是这样，我干脆就不去生这个孩子。
美国有一位很聪明的作家，他的情妇问他：“如果我们未婚生子，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将怎样看？”这位作家回答说：“如果你我的孩子是这种孩子，我们就不在乎他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人，如果选择了婚姻，就应该承担后果。
我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支持和反对声各半。最后反对的一半离开了大厅，支持我的人留了下来，我们就妇女的权利和不公正的待遇，进行了有趣的讨论，这个讨论可比今天的妇女运动激进得多。
我还住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寓里，而伊丽莎白则搬到了学校，母亲轮流跟我们住。从那时起，我的经历了贫穷和磨难的母亲，开始觉得生活无聊。这可能与她的爱尔兰血统有关，也就是说不能像承受贫穷那样面对富贵。她现在喜怒无常，经常闷闷不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自从我们离开美国后，她第一次想念祖国，开始想念祖国的一切。我们带她去柏林最好的饭店，问她想吃什么，而她总是说：“要点儿虾吧！”如果不是产虾的季节，她就会抱怨德国连虾都没有；如果碰巧有虾，她也会抱怨，说旧金山的虾比这里的强多了。
我认为，母亲性格的转变，可能是因为她过惯了以前恪守美德的日子。多少年来，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一个个离她越来越远，她觉得自己到头来一无所有。我想，这是许多母亲特别是美国母亲都有的想法。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一直说要回美国老家，最后她真的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