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式的权力节奏
当机立断，进退坚决
中国有句俗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领导者用权使权就要有当机立断的魄力。当断立断才能树立领导者果敢、自信的形象，只有这样的领导者才能让部下信服、尊敬。所以《兵罡》说：“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靡有不胜……智者不能为之谋，勇者不能为之怒也。”让对方来不及谋划，来不及发怒。如果领导者不能做到当机立断、进退坚决，后果往往不堪担负。
历代皇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可明建文帝朱允炆明明大得人心，依然被叔叔燕王朱棣夺了皇位，这里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在削蕃事件上不能当机立断之故。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伊始，因为有患于功臣在内而皇族孱弱，故而大举封建。二十六子除第九子朱杞及幼子朱楠早亡外，皆封为藩王，并手握兵权。他一死，藩王对继位者建文帝威胁甚大。
基于情势需要，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建文帝就示意亲信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削藩。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留给建文君臣，可建文帝却明诏诸王不得与丧。燕王走到淮安又折回了北平，后人以此论为可惜。实际上，建文帝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一举削夺他们的权力，然而，建文帝的本意也就是他削藩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既准备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脸面。如果采取变生左右的办法，虽然避免了后来的征伐，可也因此会“惊动”皇祖的陵寝，感觉对不住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和朱标父子。建文帝直到后来讨伐燕王时仍下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建文帝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血腥的举措，这位年轻皇帝的东宫生活显然是在一种宽松良好的氛围中度过的，自然不能和北疆征战的燕王的戎马生涯相提并论。
所谓“擒贼先擒王”，按照这样的方针，建文帝削蕃应该先找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但建文帝竟然先拿的是朱棣同母弟，周王朱橚。这种做法无疑就是打草惊蛇，给燕王敲警钟。
其实，当时的大臣卓敬也给建文帝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卓敬论述削藩的核心在于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且这样做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个理由也不得不同意，更不会拿出祖制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竟然得不到建文帝的任何响应。
这样，建文帝又一次失去了解除燕王朱棣威胁的机会。
周王之后，建文帝把矛头对准了其他诸王，先后处置了四位藩王。这段时间里，燕王韬光养晦，暗蓄势力，终于起兵发难。
当代企业管理中，对领导者当机立断的能力要求更高。它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决策中。对于管理者而言，做出决策的时机极为重要，必须当机立断，方可把握住这不可重来的瞬间机遇。决策正确，但机会错过了，会使决策效果大打折扣。延误的决策有时不仅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会给经营管理带来不利的影响。
果断的性格，可以帮你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迅速分析形势，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当机立断的决策魄力是领导者应该必备的能力。只有善于当机立断的领导者，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措置自如。
以退为进，以逸待劳
以退为进，以逸待劳是中式权力的典型节奏。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就是强调在关键时刻应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逸待劳，以曲线代替直线。
在中国，以退为进，以逸待劳是政治人物们经常使用的战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记载的“退避三舍”的故事就是例证：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君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侍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晋两国终于在战场上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 在城 。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 之战的胜利。
%孙子-虚实篇&；有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同“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说凡是先到战场而等待敌人的，就从容#主动，后到达战场的只能仓促应战，一定会疲劳#被动。
支撑中国士大夫阶层生存奋斗几千年的一个著名理念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里的“穷”，可不只是财物方面的贫穷#贫乏那么简单，更主要是“势穷”或者说时机不利，环境不利，自己力量还不够与人正面为敌时，这时，采用以迂代直的方法往往更容易取胜。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以退为进”多数只是“长驱直入”的一种修正方式，目的和结果还是要“进”的，但是路径和过程是可以先“退”一步两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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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由于客观情势的影响，企业往往不能以直线向目标行进，这时，老子的大智慧就可以作为领导者们用权的指导方针：“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想要废除它，先要使它兴盛$想要拿来，先就要给予。
道家管理的策略，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通俗地讲，就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管理和以退为进的策略。它们都建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一切事物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而且事物的好坏也随时可以转化，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因此在管理中不能单向思维，要有多向思维，不能简单地一味求进、以取求取，有时要以弃求取。
道家认为，事物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反面，正所谓“物极必反”。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呢？是天地，即宇宙间的规律使然。作为管理者来说，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情都应从正反两方面来衡量和思考。就像要达到一个目标，有时不妨背道而驰一下，兴许你会发现两点之间的距离，往往并非直线为最短。这时，就要根据自己的强弱，或采取直线进攻，或欲夺故予地曲线前进。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灭智氏运用的就是欲夺故予的战术。
智伯派人向魏宣子索要土地，魏宣子不想给。家臣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宣子说：“无故索要土地，所以不能答应。”任章说：“无故索要土地，邻国就会恐慌。他贪得无厌，天下人都会惧怕。君主答应割地，智伯必定骄傲轻敌，各国因害怕会团结起来。用团结起来的各国军队对付轻敌傲慢的国家，那么智伯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周书》上说：‘将要打败它，必定暂且辅助它；将要夺取它，必定暂且给予它。’君主不如割让土地，让智伯骄傲轻敌。况且您为什么不借用天下的力量来对付智氏，而单独让魏国同智氏对抗呢？”魏宣子说：“好。”便送给智伯一个有万户人家居住的城邑。
智伯果然得意忘形，又向赵国索要土地，赵国不给，智伯发兵包围了晋阳。结果韩、魏两国在外行动，赵国在内策应，联合灭了智氏。
这种欲取故予、强弱有序的策略体现了中国式的典型传统思维和冷峻的智慧，应用在今天的企业经营中，同样是首屈一指的大智慧。
立源基金即立源亚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将波奉行的正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
立源基金成立后首先进入的是液晶显示屏项目。当时，I B M认为液晶显示屏没有什么前景。“人弃我取”，贺将波收购了I B M的液晶显示屏部门，并把该部门搬到台湾，成立了宏显示器公司。两年后，就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液晶显示器领域的投资开始变得炙手可热，众多生产商蜂拥而上。
“一个产业，如果投资进来的钱太多，成本肯定会比较高，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投资收益。”贺将波知道，自己该放手了。最后，他将宏显示器公司卖给了明基的子公司友达光电，顺利地拿回了投资，还好好地赚了一笔。
其实，今日股市上风云激荡，众炒家奉行“买跌不买涨”，也正是基于欲取固予，反其道而行之的原因。
办事必须依靠权力。权力的威力也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但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权力斗争，变幻莫测，今日雄踞高位，号令天下，明日囚居陋室，听命于人，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证明：权力本是无情物，化作利剑不认亲。你若不能掌控它的节奏、规则，就会掉入权力的漩涡里，沉沦其中，不能自拔。一位成功的领导者，必然是权力游戏中的大赢家。
《兵罡》有云：“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靡有不胜……智者不能为之谋，勇者不能为之怒也。”让对方来不及谋划，来不及发怒，这就是快节奏的威力。领导者应该当机立断，进退坚决，以果敢有力的形象示人。以退为进，以逸待劳是中式权力的典型节奏。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就是强调在关键时刻应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逸待劳，以曲线代替直线。一切事物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而且事物的好坏也随时可以转化，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因此在管理中不能单向思维，要有多向思维，根据自己的强弱，或以取求取，或以弃求取。
三. 中国式的激励魔方
义利兼顾，引导明晰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了人对义与利追求的合理性，并要求对利要取之有道，取之以义，要见利思义。
这与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谋而合。马斯洛认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前三种，我们可以认为是对“利”的需求，后两种则可视为对“义”的需求。所以韩非子调强领导者的赏罚要“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即在奖赏下属的同时要给予下属荣誉，在惩罚下属的同时要否定下属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帝王们心中也深明此理。他们在对下属进行赏罚时，根据人性的需求，义利兼顾。
万历初年，宋神宗朱翊钧对首辅张居正不但给之高位，赐以金钱，并且对张居正敬重备至，待之以师臣之礼，口口声声称“先生”或“张先生”。就是在下御札时，也从不直呼其名，只称先生或元辅；以后传旨批奏时也多不提其名，只写“谕元辅”。
这样的厚恩使张居正感激涕零，叩头祗领后立即写了谢恩疏给皇帝，说“恩出非常，感同罔极”；“士而知己，许身尚不为难；臣之受恩，捐躯岂足云报”。
这里，明神宗采取的政策就是用荣誉来辅助奖赏的不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富而且贵，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领导者要笼络人心，不但要使人富，还应使人贵，这个“贵”就是身份、地位的贵重，就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
由于皇帝的态度，一时满朝臣工对张居正都是敬重有加，从而使得张居正对神宗皇帝一心一意，竭力辅佐。在他的努力下，万历新政顺利施行，万历初期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国库充实，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
义利兼顾的行赏往往能让受赏者更加心存感激。聪明的领导者不但用利益激励下属，而且认同他，授予他荣誉。如果领导者虽然奖赏一个人却又公开表示不赞同受奖赏者的意见，那么就会让下属行为失据，不知所从。
楚国有个叫躬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得知后就去向官吏告发了自己的父亲。令尹说：“你告发别人的偷盗行为，这是对国君的忠心，值得嘉奖。但你告发自己的父亲，却是大不孝，是父亲的不孝儿子。所以，我要先打你二十大板，让你受皮肉之苦，然后再奖你银钱。”
所以，躬直虽然得到银钱的奖励，却也挨了一顿板子。楚国令尹虽然奖赏了躬直，却同时否定了躬直的行为，认为他的行为不符合孝道。这让楚国人在遭遇同类事情时，很难判断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没有了正确的标准，似乎左右都不对。权衡之下，很多人都选择了沉默。自此，楚国的坏人坏事就很少有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
现代企业管理中，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员工就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必须赏则誉之，罚则毁之，对员工有一个明晰的引导作用。
